收藏的故事(第2/3页)金玉瞳

畅，特别润；而北方的干燥气候下写的字感觉就不一样的，江南的书家写的字确实很润，因为会受气候的影响。但是这个印鉴不存在气候的问题，本身印泥是油质的，在纸上的变化没这么大的出入，所以可以确定这两件东西存在问题。您看，一个八大离我们很近，也就一个明末清初的画家，但有这么多问题！”

    “张大千曾经有过不少八大的伪作，据说日本编的《南画大成》中有不少八大的东西是出自张大千之手。”

    “对，他是高手。但实际上，过去的作伪水平和现在相比并不是最高明的，这牵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他们那时的作伪依据只限于他收藏的东西，而现在的出版物可太厉害了，很真实，可以做到跟原作毫无二质，比如日本二玄社出的仿真品简直太高明了，如果不拿手去触摸，您简直难以分辨。所以现在的作伪比以前更厉害，以后研究美术史的人，对作伪的研究要花大工夫的。所以就象您上面讲的，说了半天，一个依据恰好是假的，那么人们就不会相信您的结论了，因为依据就错了。绘画在整个文化当中是很小的一个角落，但里面的问题还挺多的呢。我现在越发不敢说自己是明白人，只是知道一些情况，发现了一点小问题，于是开始怀疑这里的纯洁性。但我也捋不出个头绪，因为我终归没有去做大量的案头工作，反复地对比研究，只是在这时候要买这张画了，比较紧张，一定要弄清楚。但这只是一张画呀，一个收藏家究竟又能收到多少张好画？不要说八大，就说李可染吧，我敢说这世上能收到30张李可染的屈指可数几个人，因为他的作品总共也没有多少张嘛，除非一些机构，比如李可染基金会呀，还有中央美院等等。但作为一个收藏家能见到几张呢？所以对于大师的东西，一个收藏家可能只对自己收藏的这件东西比较清楚，但整体来说，还是不了解全部情况的。”

    “收藏家是把真伪看得最重的，但也一定会有走眼的时候。如果一旦走眼，会做哪些补救呢？”

    “（笑），哟，这样的事我知道太多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自认为是会看齐白石的，很有把握，后来却犯了一个大错误。五几年，齐白石的家属曾经将齐白石的画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北京画院、和辽宁省博物馆这三大单位嘛。后来有个自称齐白石家属的人找到我说：有一批东西，是从这捐赠中流出来的，但都不是最好的作品，有的是半成品，有的光有画没有字，有的是随手写的一些零散的东西，都不是很正规的作品因而不便捐赠，大概十几件吧，卖给您，您不要声张，家里面还有其他的家务事什么的。我当时就特信了这个背景，觉得说得特有道理。结果回来一看，全是假的，彻底的假，根本不要提好不好的问题。因此，方知自己不行，这是其一，其二，千万别听背景，这背景往往是子虚乌有的。这次栽了个大跟头，80多万啦。所以从此以后我决不相信故事，您愿意讲我愿意听，但决不以此为依据。”

    “这叫‘重证据、轻口供。’”

    “（笑）当然了，说到这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收藏家往往会确立一个自己的鉴定标准，比如同样研究一个画家，每个人的标准和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根据我的角度，我的判断，我的分析，我认为齐白石应该是这样的，别的收藏家不一定接受，当然我的判断有时也会把真迹定为伪作。每个人有自己的配方，有自己侧重点，比如我看画特别注意印章和题字的位置，这个别人不太注意，其实题字的位置对一个画家而言基本是固定的，他千变万化有他的规律。”

    “要是出现割款的情况怎么办？”

    “那是能看出来的，因为纸张不一样。比如齐白石打图章有一个绝对的规律，不信可以翻开他的画册去看。他打的图章非常贴边，理由是什么？因为齐白石是一个职业画家，他卖画为生，卖画是要量尺寸卖给您的。齐白石是个计较的人，他的纸量得很准。裁纸时他和多数画家不一样的，不是上边大，底边小。他不是这样。而是以裱画的方法裁，很齐。因此他的画绝对是四个角90度的，裱画时不需要再裁了，但有可能裱画的裁了他看不出来呀，那好，他把图章打在紧边儿上，您一裁不就看出来了吗？另外他可能也有另一种考虑，如果把图章和题款紧贴着边，那么这张画的开幅感觉比较大，章法上比较有扩张力，气息也比较大。可能和他的审美也有一定关系。这个规律是绝对的。那么现在许多临习者偏偏就不了解这个规律，所以老远一看图章位置就明白了。

    还有一点，齐白石的画有个特点，有的画画得特别精道，可偏偏题款的位置和平时不一样，很多人不理解，都说这个画是假的，说这款儿怎么可能就搁在中间呢，认为可能是挖上款儿。我后来发现了一个规律，经过验证以后是真确的。齐白石老是画1：3，1：2的尺幅的画，而他一般习惯把款儿紧贴着边儿，从上面开始写，但有些款是从中间开始写的，上面是空着的，咋一看没道理呀，为什么老空着呢？这不已经破坏章法了吗？就算他只是落个穷款也应向下一点的。后来我总结总结出来了，我也问过齐家人，凡是这类画都是他的得意之作，他是在没人儿的时候，一个人呆在家里慢慢画的得意之作。这样题款是为了以后要卖这张画儿，因为买画的人常常要题上款儿，他把上款儿的位置留出来了，等您来买的时候临时补上。凡是这样的画往往都是他特别自以为是的。另外还有个规律，就是在背面的角儿上有一行碳条写的字，他实际写的多少尺和画的什么内容。比如有人来买画。买多大的呀？买1乘2。什么个题材呀？喜欢松鹰。行，他到柜子里拿去，一卷一卷整整齐齐在那儿摆着呢。他不要打开，后面全清楚写着什么题材，红的加钱。我认了。草虫加钱。我认了。能否题个上款儿？没问题，给您留着位置呐。他很讲究，很有计划的。另外，画佛像，题款不过脑袋，以示尊重。类似这种规律性的，隐蔽的东西，美术专家们往往忽视，而搞鉴藏的人，特别在意这些小地方，他总结出这个人的一大堆规律在买画时作为依据。

    一个成功的收藏家，不是一件东西100万买入，300万卖出，这充其量只是一个投资的商人。成功的收藏家的收藏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过程，因为您是在把某一类的东西放在一起，做一个归类，可以得出许多文化的，艺术的，社会的感性积累。如果以这个角度衡量收藏家，我们国内的收藏家太少了。”

    “一个收藏家，不管他当初是以怎样的目的进场的，在必须掏钱买一件作品时，是在逼着自己学习。一次严重的走眼，也许会堵死这条路。如果他能成功，那么在这方面的投入会比任何一类外围的研究者都真诚。而他对自己一件优秀藏品的酷爱，往往会形成或引导他的艺术趣向。比方董其昌，他早年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收得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这件作品在他手上滞留了十几年，他一再把玩，甚至在他的友人圈内散布了崇尚黄大痴的风尚。在没有精美印刷品的时代，这是他学习传统的关键蓝本，后来他推崇元人，乃至要求学画必须从黄公望入手也许都是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本人以及他的学生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仿大痴’就不难理解了。您的鉴定功夫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磨练出来的吧？”

    “我们其实因为自己经营的要求而在学习鉴定，其实还是很肤浅的。北京琉璃厂以前有个书画鉴定家，后来到香港专门帮人看画，但很不幸，没到60岁就因肝癌去世了，可能因为他特别爱喝酒导致的。他的眼力特准，在香港时，许多行家和收藏家都很尊重他。很好的一帮朋友在一起喝酒时看一张画，他说“是真的”，但您问他：“为什么是真的？”他绝对不会说的。我有时也觉得自己学的一套还太肤浅，太表面了。上次，听一个在美国开画廊的一个老先生说，他民国时在画店里当学徒，一张画铺在桌上，四周全盖上，只留出一棵树，然后问您是谁画的，而且往往是选一些很冷的名头。这种锻炼我就没有经历过。另外，还有一个碑帖的拓本，他们称为“黑老虎”，那可真是死工夫了。判断那一个南宋本，那一个是北宋本，往往就根据一笔的差别，要是这一捺还很锋利，那么可能早一点。要记住细微的特征，就是死工夫。因为有时要您当场拍板买还不买，因为北宋本值5万，而南宋本只值2万。您不能在拍卖会上说，您把东西先给我，我回去研究研究。不可能呀。这时需要一个取舍和决断。

    “杨先生对中国当今的一些著名鉴定家作何评价？”

    “大家对谢稚柳、徐邦达、启功这三人的侧重有所评价，各有所长，是我们尊重的前辈。鉴定这个行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不是我们都能弄清楚的。好比警察破案，大部分案件是破不了的。冤假错案也有的是。没有鉴定家是包治百病的，有也是瞎吹的。

    比如某一个人对工笔一路的画特别明白，也有人对某一个时段里的十个八个画家简直清楚的不得了，他们的意见往往很重要。还有，裱画师傅的意见往往也很重要，例如，您问他‘师傅，这张画您看看行不行？’‘不行，这款儿挖过呀！’您盯着款儿看，怎么看就是看不出来，‘没挖过呀？’我到现在才明白过来，他其实不看款儿，他是看这画上有一块纸是白的，因为这儿的旧纸挪到挖款儿的位置上了，后来补上的纸比较新，所以是白的。他是这么看出来的。

    一个真正搞鉴定的，我们先不谈搞古画鉴定的，那太复杂了，就谈近百年绘画的鉴定，我们真的要了解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作伪。

    我在上海还碰到一个老先生，嗨，真是神了，他鉴定的时候不去看，而是拿手摸。我想，不可能啊，这不是胡诌吗？因为绘画是个平面的东西，不是立体造型，可以摸出这里鼻子高了，那个鼻子矮。后来我还真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什么道理？先举个例子，打麻将的人，打熟了的主儿，他不用看，拿手一摸就知道什么牌。他这个摸，是指感受画儿的包浆，后来我试了一下，果然感觉完全不一样，卷过10遍和卷过300遍的画，画背上的蜡，反复摩擦画面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尤其是绢本。另外纸本他也会摸，您说这是明朝的画，他还没全都打开唠看见款儿时，就在白纸上拿手捋，我正奇怪他捋什么呢？他就说：不对，这不是明朝的画，这是乾隆以后的。一看款儿，果然是乾隆以后的。（笑）这个也许不能作为科学的标准，但对一般的鉴定还是有意义的。最终确定下来，还要将裱工，纸张，题款，印鉴，绘画风格等综合起来看。”

    “以前听人说徐邦达是‘徐半尺’，他的‘望气’是否也是看的纸张的包浆？”

    “不，他的‘徐半尺’有个前提，就是必须有画，光有纸没画他也不行，必须有画面和露出一两个字的题跋。这一点我真是佩服他，一幅画刚一打开，露出一点画面和一两个字，他很快便说出这是谁谁的作品。比如四王，风格比较近似，但他能很快讲出这是王石谷的画还是王原祁的画，就是对各个人的微妙差别也了如指掌的。当然鉴定真伪是另外一回事情。”

    “您在鉴定中似乎特别偏重图章这一环节，是否和您早年是做印鉴收藏有关？”

    “是的。比如前一段时间，在上海看到一套李方赝的册页，画面很好，但印鉴似乎有些问题，于是我就放弃了。不过一直从印鉴上来分析一张画也会犯错误，有时一个画家在朋友家里，一个没有准备的场合。画写意的，完全是兴之所致，很快就能画完。但因为没带图章，于是就没打上印。那么给这位朋友以后，他可能觉得很遗憾--不完美呀，我就自己搞两个图章盖上吧。可能当时没有经济的考虑而是审美的考虑，但恰好导致这批画的图章是伪的。因此不能从图章伪来彻底推翻一件东西。但就生意或商业上而言，这个瑕疵确实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时，遇到黄宾虹的一些课徒稿，甚至是无款无印的。黄宾虹是个很勤奋的画家，一看到画册就会画上两张，而他的画上往往可能只写两三个字。说到黄宾虹，我又想到一个经历。广州中山图书馆的馆长叫王贵忱，他有一套的。大概十年前，我请教过他一次。他是打过仗的一个部队干部，后来当了图书馆馆长。他认识黄宾虹，与他曾有过一段交往。我问他：“王老，您觉得黄宾虹从哪个角度看是最准确的？”他说：“别看款儿，他的那种题字好模仿，能写像了。”“那怎么看呢？”“您看他的房子！”“他的房子有什么特点呢？”“他的房子是‘船’，会动的。如果这房子看上去摇动，那么就是他的东西，如果房子是趴那儿的，就不是他的了。”（笑）我后来看了，发现确实是这样的。他的房子实际就是几条线，而没有刻意地去画建筑物，是从画面里面的结构和层次来考虑的。最近三五年，作伪黄宾虹的人确实有一套，刚一出场，就彻底打趴了许多人，破了不少收藏家的法眼。一个新的面貌突然出现时，大家可能原谅它，在心理上比较宽容，觉得黄宾虹很有可能会画成这样。”“我的一个朋友去他的领导家里玩，这个朋友也是画画的，而这个领导是蛮大的官，但刚退下来了，因此愿意打开他收藏的一些画给人看。结果他一看乐了。全是假的。它还不是假的黄宾虹、李可染、傅抱石什么的；它假的是龙瑞呀、王慵呀之类的人。然后，领导又说家里有一个‘镇宅之宝’。就也拿来给他看了，用一个极精美的盒子装着的。打开一看，一幅‘陆俨少’。这幅画的造假水平是北京潘家园的三流水准。结果我这位朋友就不敢讲了，因为他摸不准是什么人送的，很可能送的人是他的上司呢？后来旁边的秘书悄悄告诉他是谁谁送的。他说送的这个人现在当上厅长了。（笑）之后有类似的人向我朋友讨教，说要给领导送礼是买启功的好还是别的好？我朋友说，您直接到潘家园去买就行了，反正领导又不懂的。这可能也是导致社会上假画大量流通的原因。那么，您在经营时，碰到一个人财大气粗，但一点都不懂，这时您推荐一件好东西给他是否感觉糟蹋了？”

    “这个不能推荐好的，因为他完全不明白。但也不能给他假的，回头他必定找您麻烦。因为他不懂但边上总有懂的呀，今天不懂，明天说不定看懂了。我碰到许多这样的事情，一张画卖出去，但买主听人讲这张画是假的，于是他会给您留面子，虚构出一个经济上的理由来要求退画了。那么就不和他纠缠，退就退吧，也不会去扣他的钱。干这一行有时生气能把人气死。”

    “据说您有个有趣的最高记录：一张李可染的画，前后买进卖出十次。”

    “有。当然有时并没有收钱，只是口头协议，但没收钱不代表没买下来。我最近卖出去的几张画今天正想把他买回来，卖的时候他还没给我钱，但不代表他没买。刚刚正跟他谈判，想再买回来，我和买主说了，每张画加1万5，一共七张。

    有时假画在我手上过，当时因为眼力原因没看出是假的也就当真的卖出去了。有一张画还挺贵的，七八年前卖出去的，我最近在香港看到了。有一个人带我到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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