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金融战开始(第3/3页)神奇金手指
:“尽管美国政府口口声声赞扬人民币和港币坚守不败,但在香港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的国际炒家却有相当一部分是美资背景。谁知道关键时刻美国会支持香港一把,还是反过来推香港一把?”
2、反对者认为:香港政府的干预行动将动摇香港自由市场原则
——标准普尔8月31日降低香港外汇主权评级。由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香港股市与期货市场,改变了香港的外汇储备结构,从而增加了保卫港元汇率的风险,削弱了港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标准普尔宣布将本港的长期外汇及短期外汇评级分别由A+和A1+降至A和A1。同时将港元长期评级由AA-降至A+,将港元短期评级由A1+降至A1。长期评级展望则转为负面。标准普尔还表示,如果港元的联系汇率动摇,或者港府的行动进一步削减对港元的财政支持的话,它有可能在短期内再次调低香港的评级。
——《亚洲华尔街日报》报导,香港政府是拿其名誉作赌注。这或许会使一些投机者知难而退,但国际投资家将会怀疑香港坚持自由市场原则的决心,这将对香港经济造成长远的伤害。报导指出,政府的干预在长期是行不通,尤其在香港经济正在严重的衰退的当儿。港政府一向以高利率捍卫港币与美元的汇率联系,干预可能打击投机者对香港市场的信心,使高利率策略更难实行。报导也指出,刻意托高股价,阻碍了股市自由运作的能力。由于许多投资者把港币和人民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港币的疲弱也可能对人民币产生负作用。
——诺贝尔奖得主默顿&S226;米勒指港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是一大错误,完全违反人们以往引以为傲的自由经济原则,高官中应有人下台以向市场发出清楚讯息,香港将回复以往的自由经济。米勒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港府入市干预股市期市,最终将伤害香港,而且一开始干预则不得不继续干预,全球这么多对冲基金,根本无从应付。
五、香港干预金融市场,自由市场理念推陈出新
香港政府素来以当地以自由市场原则运作为傲,这次出资扶持股市极不寻常,香港特区政府的行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招致强烈的批评,但也获得不少的赞许。总之,由于在推行自由市场政策的政府当中,这是一项前所未见的行动,人们褒贬不一,引发一系列有关自由市场经济争论和反思在所难免,也可能因此导致一场对自由市场经济认识的革命。
1、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
自由经济是个好东西,人人都应维护它。但是,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物,自由经济也是一样。自由经济是在有关法规的监管下自由交易,并不等於政府放任不管,任由某些人为所欲为。当国际大炒家散布人民币即将贬值等谣言,操控市场,把广大投资者和市民作为掠夺对象,港府如果听之任之,那本身就损害了自由经济。港府这次入市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反击国际大炒家,让他们知难而退,干预不仅没有违反自由经济的原则,反而是维护了真正的自由经济。总起来说,港府这次反击国际大炒家有理、有效,值得支持。台湾已宣布严禁索罗斯旗下基金入境的消息。台湾此举肯定会引起不少非议,但这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只有击退了国际大炒家,或者不让国际大炒家涉足,自由经济才是不受人为操控的真正自由经济。
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存在,所有政府都要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稳定,保障本地区市民的切身利益,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
香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24日支持政府干预股票及期货市场,他引述前财政司夏鼎基对“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阐释,反映港府今次行动并无偏离有关政策。他表示,“积极不干预政策”的设计师夏鼎基曾指出,“即使在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大前提下,亦必须承认有时候干预是实事求是的做法,才能保持香港经济的稳定。”故这次经咨询外汇基金委员会后,财政司长决定在市场力量的自由运作下进行干预。
从香港政府入市干预股市引发的关于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争论中,人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世界上没有所谓绝对自由放任的市场,在国家政策和利益的大前提下,在必要时政府不得不进场干预。就以美国来说,在八、九十年代美元低落的时刻,联邦储备局就经常在市场上扶持美元;这些年来,该局经常利用调整利率的手段来控制通货膨胀,进而影响投资市场,这更是典型的干预例子。任志刚也指出港府兴建机场、修路、提供公共房屋、医疗服务等的举措也都是干预的例子,只是与其他地区比较,政府倾向减低参与程度。
虽然干预的行动得到肯定,政府还是应尽量减低干预行动为宜,特别在交易市场上,如果干预行动失败,所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这类市场上,即使人们同意政府的干预行动,可是,大家不免受到“胜者王侯败者寇”的意识所左右。万一和炒家搏击时无法将之击退,或是因此亏蚀惨重,则可能出现难以收拾的局面。去年中,泰国中央银行拿出几百亿美元的储备和炒家拼搏,结果兵败如山倒;最近,俄罗斯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部分援助资金拿去扶持卢布,结果有如泥牛入海,现在俄罗斯的经济已是破产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说明政府动用公众的资源之后还吃败仗,不只成为笑柄,还会遭致强烈的民意反弹。
2、市场自由化与开放市场
近年来频频在世界各地爆发的金融危机,已很清楚看出,这又是市场绝对自由化带来的祸害。与1929年之前的市场自由化不受规范导致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同出一辙,不同的是1929年闯祸者是工业市场者毫无规范地豪夺市场,结果受到了受害者的还击,纷纷采用政治手段控制自己市场,于是两败俱伤,市场全面崩溃。现在的金融危机,闯祸者是金融市场者,他们滥用金融市场的自由开放的权利,四出游行对那些毫无准备、毫无反抗能力(基于财力薄,或管理不完善,或因借贷太多,或是投资策略出错等等而出现抵抗能力贫乏)的地区,进行劫掠式“买卖”。由于现代社会的金融市场把整体经济生活牢牢紧扣在其运作体制下,国际金融市场炒家通过金融市场的自由买卖制度,可以在转瞬间用他们巨大的资金,把对方的财富轻易套取。不管是泰国、印尼或韩国之所谓美金债务太大,或是香港、台湾或新加坡之巨大储备,又或是马来西亚之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一律都受到国际金融炒家的冲击,即使是日本那个财力雄厚的国家也不能免疫。中国则幸亏未曾全面开放其金融市场,否则股灾恐怕更重。金融崩溃后接着而来的社会与政治动荡,导致印尼、泰国与日本的政府领袖因此被逼下台,韩国的工业行动也告吃紧,马来西亚则频频叮嘱国人要团结对外,不要自己分裂。香港的特区政府也正为了货币被冲击而与国际炒家大动干戈,经济警讯全面响起,失业率出现4%以上,地产与股市一片低迷。我国则为了不想因为人民币贬值而累及亚太其他国家,而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就不得不迫使我们思考:其一,市场自由化没有绝对,自由化市场如何抵御市场自由化的冲击?如何随着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调整市场的自由度?其二,发展中国家到底开放市场到什么程度?什么程度的开放,整体社会才能承受得了?各个国家的政府应负起基本的责任与寻求基本的知识,唯求能做到适当的持续对市场作出适当的调整,尤其是对外开放的问题更是如此。
3、金融自由化与货币管制
自从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S226;肖和罗纳德&S226;麦金农提出“金融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学说至今,这一观点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70代以来,拉美许多国家和东亚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金融国际化、全球化和自由化成为一段时期报章刊物上的高频率用语。
而至今日,几乎所有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都发生了金融危机。令人注意的是,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证金融自由化时都把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的金融开放当成成功的范例来论证。而现在金融危机在这些国家也爆发了,当我们冷静下来深入思考时,有必要研究以下问题: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发展到底是什麽关系?金融自由化一定会带来金融危机吗?具备什麽样的条件才能在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
货币—特别是纸币—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它可小到左右一个人的命运,大到统治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货币问题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20世纪的国际金融实际上是美元金融。当今的国际金融市场格局显然有利于美国,因为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垄断地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在这种国际金融市场背景上只能是服从美元为主体的经济。自由化的本质是逐步放弃各国政府对民族经济和金融的各种控制手段,主要利用汇率和利率两种手段调节经济。而开放经济中的汇率和利率,在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和制度下受制于美元金融或发达国家的金融。
香港的经济有着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最强劲的经济基础和没有债务。然而,近期香港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无论自由化程度多高的金融市场,也难以避免国际上有组织的国际炒家的损害,而如果象香港这样具有最强劲经济基础、自由度最高的金融市场都可以被这些国际炒家威胁,那么非工业化和新兴市场还有什么希望呢?
目前全球金融风暴愈来愈严重,只有中国的外汇管制政策,最能减少炒家的兴风作浪,成为全球唯一可保护国家金融稳定的灵药。目前全球国家领袖与经济学家、金融家,均十分关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在本国恶化。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于资本的流出,资本无节制流动带来的汇率高风险。金融危机带来国际范围内的财富再分配,是一场赌注很大的“零和博弈“,但危机带来的经济损失,则主要由被冲击国家承受。国际炒家的变本加厉,不但引起亚洲政界的警惕,甚至连主张金融自由化的一些美国著名学者也开始主张要适当地作出金融市场的控制。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Krugn)在9月初刚出版的《财富》杂志撰文主张适当的货币管制是有必要的。德拉克(PeterDrucker)也指出这些金融狙击手在破坏全球一体化。克鲁格曼在8月26日举行的“亚洲商业预测”座谈会上再次发出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配套对亚洲委靡不振的经济已失去效用,亚洲国家必须改变政策,重视外汇的控制。他认为,经济问题出现在货币方面,因此政府应该实施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他表示,亚洲国家必须暂时采取中国式的货币管制策略,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在避免影响汇率的情况下调低利率。他说:“我自己很不喜欢我所提出的建议,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我的想法也变得非常激进。我想这是帮助亚洲国家渡过危机的最好方法了。”
21世纪即将来临,也许发展中国家应更新以前局限于金融开放和自由化的思维,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国际金融市场,重新探索发展中国家避免金融危机、完善自身金融应变能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