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1/4页)凤凰涅槃不再是传说
凤凰涅盘不再是传
很久很久以前,秦岭山脉的西端有一座大山,名字叫大黑岭,是先秦居民生活的地方。
传中有一天,不知从何方爬来两只巨大的蜈蚣,霸占了大黑岭,它们残忍无比、吸血成性,昼伏夜出地袭击当地的居民和牲畜,打乱了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
先秦居民们也曾奋起反抗,试图驱赶走这两只凶恶的蜈蚣,无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始终不是蜈蚣的对手,反倒是白白丢掉了很多性命。
正当人们不知所措准备逃离大黑岭的时候,从秦岭山脉的主峰太白山飞来一对凤凰,这对凤凰本来只是路过这里,但是流离失所人们的哭声打动了它们,它们决定停下来帮助人们消灭这对蜈蚣。
凤凰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找到了蜈蚣,经过一场恶战,凤凰虽然啄断了蜈蚣的很多只脚,但是自己也伤痕累累,并且被蜈蚣施放的毒气熏坏了眼睛。首战不利,凤凰撤出了战斗,飞回了太白山。
凤凰并没有气馁,太白峰,它们衔来无数支香木,用天火燃,然后双双跳入火中,这就是凤凰涅盘,浴火重生,在极端的痛苦之中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和火眼金睛。
凤凰又飞回了大黑岭,重新挑战那一对蜈蚣。蜈蚣虽仍然凶狠,但是面对浴火重生后的凤凰,只有招架之力没有反手之功,很快就被凤凰啄的遍体鳞伤,落荒而逃。
流离失所的先秦居民又回到了大黑岭,过上了平静安定的生活。为了纪念和感谢这对凤凰,人们把大黑岭改名叫凤凰岭。
几千年过去了,现在的凤凰岭山脚下,经过几十代人的建设,已经成了一座繁华的现代城市,公元0世纪的最后十年,先秦居民的后裔,又在这里演绎了一个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已不再是神话传------
第一章临危受命
任营岩从杨局长办公室出来,已经是晚上十多钟了。
北方九月的夜晚,清风习习,空气清爽,白天一场细雨,驱走了夏日的炎热,整座城市似乎一日间清净下来。
任营岩的心情却是平静不下来,明天就要走马上任了,可是刚才局长最后反复叮咛的一席话,却让他感到问题的棘手----“任啊,王书记的厂长职务虽然被组织部免了,可他还是厂党委书记,你进厂后,要多听他的意见,尤其是人事安排,要以王书记的意见为主,千万要处理好党政之间的关系---”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王书记姓王名忠,是宏文造纸厂第五任党委书记兼厂长,他是1989年上任的,上任前是厂劳资科科长,计划经济年代,这可是一个金饭碗,工人调个工种,干部挪个岗位,想把老婆调进厂的,想离厂去丈夫单位的,都得到劳资科进香磕头。王忠就是充分利用了这一职权,上上下下维系了一大批人,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位置上。可一坐上这个位置,他的好日子也到头了,工厂效益大幅度下滑,第一年勉强保本,第二年就亏损了600多万,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要不是工业局杨局长保他,这次连书记的官帽也得被摘了。当然了,厂子亏损也不能完全怪他,只能他是官不逢时,赶上了工厂由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跟不上这个大形势的工厂,个个都开始步履艰难了。尤其是造纸、纺织这两个传统行业,出现了全国性行业亏损。
任营岩原来也是宏文纸厂的员工,刚招进工厂时当了几个月的清洁工,后来进车间当工人,由于是老三届知青,多少有些文化底子,时不时也会被抽到机关做些临时性工作,所以对王忠多少会有些了解,知道两人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无论是思想观念上还是工作做派上很难合拍。任营岩1985年电大毕业后调到了工业局,在新组建的企业管理科做干事,对宏文纸厂亏损的原因以及王忠该承担的责任了解的很清楚。
宏文纸厂是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老企业,是中国最早实行机械化造纸的厂家,在国内造纸界影响很大。它最早的老板,就是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家、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荣毅仁先生。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人占领了荣氏家族所在地,荣氏家族把一批产业迁徙到内地,使内地这个原来不起眼的凤凰岭市成为了大西北的一个工业城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荣氏家族在凤凰岭市的纺织厂、造纸厂、面粉厂为国民革命军、人民解放军的穿、吃、用都提供过有力的支持,为此,凤凰岭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抗日战争时期,从196年至1944年6月的8年多时间里,日机先后8次空袭凤凰岭市,出动飞机0架次,投弹111枚,炸死466人,炸伤50人,炸毁房屋1481间。解放战争时期,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也在这里打了一场大仗,也是西北地区最大的一次战役,王震、杨得志、周士第这些解放军名将,运筹帷幄、叱咤风云,把胡宗南的军队打得一败涂地。解放后不久,开明的荣氏家族就把这些企业交给了国家,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时期,这些企业向全国新成立的同类企业输送了大量技术和管理干部,同时也为这些新企业培训了大批技术工人,成为造纸行业的龙头,尤其是在大西北,别的不,光是造纸厂的厂长,十有**都在宏文纸厂呆过,有的是宏文纸厂直接派去的干部,还有的是来参观学习过或者是曾经在宏文纸厂培训过的学员。宏文纸厂最红火的时候是文化革命刚开始的那两年,那是大字报满天飞的年代,纸张成了最受欢迎的产品,就连那些残次品也成了宝贝,纸厂除了月月超额完成国家的调拨任务外,自销部分的数量也是供不应求,客户是拿着现金提货还得排队,好在是当时工厂没有调价的权利,否则真是要“洛阳纸贵”了。纸厂的好日子过到了0世纪80年代最后几年,形势便急转直下了,随着单轨制的计划经济向计划、市场经济双轨制的转变,这些老企业潜在的问题逐渐浮出了水面;一是设备老化,很多早已折旧完的设备由于无钱更换,仍在维持使用,这就不可避免的影响了产品的质量和产量,纸厂有一台切纸机,竟然是199年的德国货,原配件几乎全部更换完了,还在作为主要设备使用;二是产品老化,跟不上印刷行业的发展,当时的印刷行业船好调头,纷纷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这些设备对纸张质量要求的很严,而国内的纸张很难和这些设备配套,一喂进去便卡机,要想生产适用于这些设备的纸张,就必须进口相应的设备,而这些设备动辄几千万美金,对于宏文纸厂这样的老企业,根本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三是企业办社会,负担太重,一个三千多人的宏文纸厂,从哺乳室办起,托儿所、幼儿园、学、中学、技工学校、劳动服务公司,应有尽有,都是要花钱的地方,五百多名退休人员,每月退休工资就得好几十万,有人开玩笑的,国营企业的厂长,去一个国家当总统,能力都绰绰有余了。再要当时国企的弊端,那就是吃大锅饭了,“大锅饭”的法,要追溯到1958年的人民公社年代了,那个时代人们对**的理解既简单又片面,认为共产同吃就是**的生活方式,殊不知经典的**标准,最后一条就是人们的思想觉悟要大大的提高,于是乎,吃着生产队的大锅饭,没人再去操心田怎么种,肥怎么施,牲口怎么养了,结果是大锅饭吃了才一年,一场自然灾害不期而至,大锅饭里变得清汤寡水,000多万人饿死的不明不白,到了阴间还存疑**怎么就把自己饿死了呢?悲催的是活着的人明白的不敢明白去,糊涂的人还在糊涂的做,反映在国企,就是职工仍然抱着大锅饭的饭碗,心安理得地混日子。大锅饭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自古以来,“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普遍心理,“仇富”发展到“杀富”,于是就演变成一次次社会动乱,再于是,便有人乘着动乱,完成自己的皇帝梦,更朝换代了一次有一次,可老百姓过的仍然是清汤寡水的日子,元朝时家张养浩在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中总结的最经典“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惜的是百姓们很少有人知道这支曲子,更不会去多想其中的深奥道理了------。和所有的国企一样,宏文纸厂的大锅饭也养育了一批懒虫、精虫和蛀虫。000多人的厂子,光机关大楼里就坐了500多人,其中以工代干的就00多人,还美其名曰工人阶级当家做主人;每到周三下午的干部政治学习,六楼的会议室里就人满为患,连过道里挤的都是来晚的人;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比比皆是,党委系统本来就有政工处,还要另设一个专案办公室,专门处理历次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行政系统本来就有质量检验科,上级要求在工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于是就又成立一个全质办,上级还表扬厂里重视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党委的组织科管干部的调配培养,行政的劳资处管工人的调配和工资,的好听是各负其责、各司其职,其实是管理人员人不得尽其才,权不得尽其用,遇到疑难的问题,互相推诿,出了问题又相互指责。其实这也怨不得普通的工作人员,而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体制造成的,再白一,只要你工厂里不设那个机构,准有上级对口部门批评你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大帽子一扣,厂里的书记、厂长谁也不住。在这样的体制下,出现一大批懒虫,也就不足为奇了,不是不干,而是只能这样干。这种体制的最可怕之处,是造就了一批思想上的懒虫,他们是典型的事务主义者,墨守陈规,不思进取,更不知道创造性工作的含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把一个单位弄得死气沉沉。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精虫,他们的唯一目标,就是想尽一切办法钻进卵子,成就自己的生命,他们对上拍马溜须,刻意奉承,对下官气十足,唯我独尊,对平级的同事,不但是排除异己,而且对只要威胁到自己升迁的人,都要使绊子,下圈套,极尽使坏之心,极尽打击之能。这些精虫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他们一旦权到手,便把坏事行,所谓大盗藏于朝就是这个道理。宏文纸厂不久前就出了一件怪事:由于厂子严重亏损,成了省上的亏损大户,市上要调整厂领导班子的法便流行开来,就在这个时候,宏文纸厂的财务科被盗了,蹊跷的是,放现金的保险柜只有被撬的痕迹却未被撬开,而锁在文件柜中的账本却被丢的乱七八糟,经检查发现,厂子金库的几册账本不翼而飞了,虽是公安部门介入了调查,但由于钱财没有损失,也就不再去认真查究了。当时的国有企业,都会有一些计划外收入,也就是非正常生产经营的收入,这些收入,不进入单位的正常财务账,企业普遍把这些收入用来支付特殊的费用,例如国家规定企业的招待费用不能超过销售收入的千分之二,象宏文纸厂这样的企业,正常的年销售收入是一个亿,亏损后的年销售收入仅有6千万,算下来一年才有1万的招待费用,厂子天天都有接来送往的事,上级来人要接待,客户来了要接待,王忠又好那么一口,找个借口就要摆上一桌,这么钱,哪里够用?于是金库就派上用场了。再例如,职工的福利基金要由企业利润中提取,企业亏损了,哪来的利润,福利基金也就无处可取,没钱给职工搞福利,哪个厂长耳根子都清净不了,尤其是逢年过节,不发柴米油盐,职工的唾沫星子就把厂长淹死了,这时的金库,就成了救命的稻草。金库虽然有这么多的用途,可也是把双刃剑,由于它不像正常的财务收支受上级财务部门的监管,很多支出都是白条子进账,白条子出账,一切支出由厂长一个人了算,这就埋下了变相贪污的隐患。宏文纸厂金库的账本被盗了,不少职工私下里议论这是消迹灭证,王忠是想混过离任审计这一关。
王忠的运气倒是不差,工业局的老局长田骏原本是决定把他一竿子橹到底,书记厂长职务一起免,巧的是田骏要去市委组织部商量这件事的头天晚上突然脑淤血躺进了医院,工业局的工作就由副局长杨洪主持了。杨洪曾经是宏文纸厂第三任书记兼厂长,特殊时期任厂政治处主任时就和宣传干事王忠的关系不一般,杨洪手下有哼哈两将,王忠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位就是现厂党委办公室主任赵竟仁。在杨洪的周旋下,王忠保住了党委书记的官帽。
第二章不速之客
任营岩回到家时,已经是晚上11了。一进房门,就看见一位不速之客坐在客厅椅子上,是不速之客,其实也是位熟人,他是宏文纸厂现任的副厂长,同时也是任营岩中学时的老同学周和。
当时一般家庭都有沙发了,可任营岩家的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原本是一间房,还是他调到局里后,厂总务科照顾他,在房中间垒了一堵单砖墙,隔成了卧室和客厅,这样的客厅,任营岩嫌摆沙发挤,坚持使用折叠椅,有人来了就打开坐,人走了立马叠起来靠到墙边。老婆、儿子几次提出买沙发,他都置之不理,她们无可奈何,也只好由他去了。
看到任营岩进门,周和就站起来打招呼:“任厂长太辛苦了,这么晚才回家。”任营岩心里一顿,旋即:“局里明天才宣布任命,现在还不是厂长,几十年的老同学了,怎么还来官场的那一套?”“既然还认我这个老同学,我也就直话直了。”周和盯着任营岩的眼睛接着,“厂里这次班子调整,把我的副厂长免了,你是啥态度?”“我能有啥态度,都是市委组织部和局党委定下的人选,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的。”任营岩的是实话,这次班子的调整,并未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他心里也很别扭,留在任上的副厂长还好,可免去职位的两个副厂长,肯定会认为是自己做的手脚,这一进厂,就无缘无故地树了两个对立面,每个对立面都是厂里的老员工,周围都有一批关系好的人,到时候不知要给自己的工作制造多少难题,设置多少障碍!
好在周和相信任营岩的是实话,他俩毕竟是几十年的老同学了,一块上中学,一块当知青,一块进纸厂,一块上电大,毕业后一个调到局里,一个回厂做了副厂长。周和知道任营岩是一个敢担当的人,所以也没有多纠缠,而是直截了当的问任营岩:“有没有挽救的办法?”任营岩没有马上回答周和,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盒金丝猴烟,着后深吸了一口,陷入沉思。
实在的,任营岩并不怎么看好周和当副厂长,上中学时周和就是那种书呆子类型的人,除了自己的学习,对班上的任何事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进厂后不久就调到劳资科当劳资员,他精于计算,很符合这一岗位的条件要求,本职工作倒是做的条条有理,1984年电大毕业后,刚好赶上厂里调整领导班子,组织部要求班子里要进一位有大专学历的人,以体现班子的知识化、年轻化,当时厂里只有1名大专生,数他资历老,有机关工作经验,连他自己做梦都没想到,这个差事落到了自己头上。可他当了副厂长后,仍然是老习惯不改,他分管的是劳资处和总务科,都是和职工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可他向来不管具体的事,职工找他办事,他都推脱到科长身上,科长找他请示问题,他习惯习惯性的一句话就是“你看着办吧”,时间一长,就落下了一个“周瞎子”的绰号,好在他本来就高度近视,戴了一副黑框眼镜,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职工是他眼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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