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第2/4页)凤凰涅槃不再是传说
好呢。但是，看法归看法，作为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任营岩不会完全按着自己的看法去处理问题，他在局机关呆了6年，熟知在国有企业，并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量才使用的，其中不乏平庸者，很多人用职工的法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可话又回来，只要这些不拉屎的手里不拿搅屎棍，还是可能派上用场的，就像周和，书生气十足，从不和上级领导作对，留在班子里，至少在关健时刻还能投自己一票；再了，厂里还有几十名一起进厂的知识青年，他们大部分已经都有一官半职，稳住周和，就会得到这批人的人心，这对自己能否较快地打开工作局面，其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看着任营岩在沉思，周和也不便插嘴，只是焦急地望着任营岩的脸，可是坐在旁边的妻子方敏却急了，“这事怎么办，你个话呀！”方敏也是老三届知青，向来话是快言快语，在纸厂生产科当计划员。“我们在谈工作，你插什么嘴！睡觉去吧。”任营岩厉声到。方敏一听丈夫话音抬高了，悻悻地转身走进里屋。其实方敏也是一肚子气，丈夫明天回厂当厂长，竟然事先没有给自己漏一风，要不是周和今晚来到此事，自己还一直蒙在鼓里，方敏进卧室后一直和衣躺在**上生闷气。
任营岩很快就拿定了主意，“这样吧，明天杨局长宣布厂级领导任命前，我找他谈话，能把你留到班子里最好，如果不能留下，我会坚决要求他把你平调到其他厂任职，保全住你的面子。”任营岩停顿了一下，深吸了一口烟，又一字一句的对周和，“如果我的努力凑效，把你留在了班子，你必须改变自己的工作作风，切实负起责任，再就是要毫不迟疑地配合我的工作，不要让我为这次决定后悔！”周和听了这话，感动的眼泪都流了下来，连忙一边用力地头，一边哽咽地，“谢谢老同学－－－－－谢谢任厂长－－－－－－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一定不会！
第三章因祸得福
送走周和，任营岩刷完牙，简单地用冷水擦了把脸，走进卧室。方敏还没睡，听到任营岩进来，猛地从**上坐起，气冲冲地：“这么大的事，为什么瞒着我？”“这不是瞒，是保密！”任营岩干脆地回答，“你在机关也混了这么多年了，难道连这常识也不懂，入党、提干、升工资，这三件事，没有铁板钉钉子砸的实打实，事先给谁也不能讲，这是组织原则！更何况人心隔肚皮，想坏人好事的人等得就是这种机会！你忘了79年调工资的事了？”听了这话，方敏口气缓了下来，那年就是因为方敏嘴不严，把厂里内定给她调一级工资的事透漏给同办公室的何爱，没想到何爱到劳资处大闹了一场，硬是把这级工资给她搅黄了。当年调工资有比例，不是所有人都普调，国家规定调资人数不能超过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劳资处按比例把名额下到各部门，由部门评比推荐，然后由厂调资领导组统一平衡确定，调资纪律很严格，其中就有“泄密者取消调资资格”的规定。
“纸厂眼看着就要完蛋了，这么个烂摊子，你当是好弄啊？要当厂长，也该挑个好的厂子呀。”方敏换了个话题，关心地。
“得轻巧，好差事能摊到我们头上呀？来到凤凰岭市二十年了，我们靠的什么？不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吗，我们既不是当官的后代，又不是领导的亲戚，人家为什么要给我们大鱼大肉吃，丢给我们的，只能是硬骨头！”任营岩停顿了一下，又接着，“但话又回来，我们不也正是啃着硬骨头，才成长起来了吗？！”到这里，任营岩感到自己话语过于激昂，有些沉重，于是又笑着对方敏笑着：“看来我一辈子是个苦命的人了，老爸当年给我起的这个名字，不就是天下能让我啃的，就是这些坚硬的岩石了。”听到这话，方敏也会意地笑起来。
其实任营岩并不是没考虑过到纸厂当厂长的难度，从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王科长第一次找他谈话，征求他对纸厂的看法，他心里就明白这是组织对他的考察，从那天开始，他就考虑干还是不干这个问题了。仔细分析的结果，他认为自己当纸厂的厂长，还是有不少优势的，首先，自己在纸厂工作过十几年，对这个厂子的情况相当熟悉，无论是生产工艺、设备，还是厂子的人事情况都了如指掌，基本上可以是个内行，真是派自己去其他厂任职，光熟悉这些情况至少也得半年时间，现在不是外行领导内行的五、六十年代了，提倡的是四化干部，自己虽离专业化干部还有距离，但要粗懂还是可以的，更何况真要太专业了，也当不好厂长，因为一旦专业，就会狭隘，很难看到全局，很多专家当不好领导，就是这个道理。其次，自己有一大批学生在纸厂工作，不少人已经担任了车间班组长，成为基层的骨干，。这批学生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己1977年至198年在厂子弟中学当老师期间带过的学生，那时候文化革命刚结束，学校的教学秩序仍然很混乱，打架斗殴的事情时有发生，学生佩服的不是课教得好的老师，而是能够出头为他们摆平矛盾，保护他们人身安全的老师，当时任营岩0岁左右，身强体壮，从不怕事，遇到学生之间打架或是校外人员到学校闹事，总是挺身而出，为学校和学生排忧解难，留下了不错的口碑。另一部分是自己198年至984年上电大期间，在厂教育科当副科长，教育科办了一所技工学校，学生主要是厂里的子弟，也有一些厂里关系户的子女。这时的任营岩已经是政治上比较成熟了，知道这所技工学校就是纸厂的黄埔军校，所以他虽然是不脱产上电大，学习压力非常大，仍然兼任了技校的校长，在学生的身上花了不少的气力，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这两部分学生后来陆续替父母上岗或分配到厂里工作后，经过几年实践和锻炼，陆陆续续地成长起来了。第三，宏文纸厂有几个已经离休的老领导，这几位老领导虽然都已离休，但是无论在厂里还是市上，都还有他们的市场，尤其是纸厂解放后的第一任书记兼厂长达昌奇，在位时一不二，离休后仍是“老虎不吃人，威名在外”，就连市委组织部考虑纸厂每届厂长书记新人选，都要上门征求他的意见，而任营岩和达昌奇的关系却非同一般。这要追溯到1975年了，那时候任营岩还是厂里的一名最普同的工人，达昌奇还关在“牛棚”里被改造，厂里抽调任营岩到机关专案组，恰巧参与的就是达昌奇的案子，任营岩年轻气盛，颇有正义感，再加上自己的父亲也曾经是被整的对象，所以对当时所谓的“牛鬼蛇神”有一种本能的同情。在内查外调的过程中，任营岩了解到达昌奇被罗列的三项罪名和实际情况出入很大：第一项罪名是解放后抛弃了农村“大脚”老婆，和历史反革命的女儿联姻，长期与历史反革命的岳父划不清界线。任营岩认为，达昌奇解放前在师范学校教书时从事地下工作，而他现任妻子马华是他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也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达昌奇担任宏文区区委书记，马华担任妇联主任，他们带头反对封建的包办婚姻，实属情有可原，何况达昌奇的大脚老婆一直住在农村，二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达昌奇和马华错就错在未婚先孕，在群众中造成**影响，二人也为此付出代价，达昌奇被降职到宏文纸厂当书记兼厂长，马华也随他到纸厂当名普通干部。马华的父亲解放前担任过保长，解放后被划为历史反革命，因为没有儿子，就一直和大女儿马华住在一起，这也就是达昌奇不能和历史反革命划清界限的原因。达昌奇的第二项罪名是隐瞒历史问题，实际情况是他自己曾经主动交代，自己曾经听师范学校的老同事过，解放前夕学校好像把学生老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自己从来没有办过什么加入国民党的手续，所以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希望组织能查一下。任营岩为此事专门到省档案馆查过敌伪档案，确实找到过一张名单，有好几百人。为了弄明白真相，任营岩费尽千辛万苦，找到几十名名单上的人，他们也同样不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党员，后来在省监狱找到当时的学校国民党负责人，才弄清了真相，原来是国民党看到大势已去，为了给**以后制造麻烦，所以就制造了这么一张名单，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所以名单上的人，没有几个知道自己已经是国民党党员了。达昌奇的第三项罪名是生活作风问题，他和自己的姨子马艳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事情起来有好笑，因为任营岩找当事人马艳谈话，马艳对此事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追问是哪个缺德的人造这么个谣言，任营岩还真不好，因为他看遍了检举达昌奇的材料和达昌奇的交代材料，中间只有一句话和生活作风有关，那就是达昌奇的交待材料里有一句话“有次和马艳打打闹闹时手不心碰在了她的ru房上”。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如果找不到被运动人的政治经济问题，那就要在他的生活作风上做文章，因为这是两个人**上的事情，别人你有，你总不能找个证人证明你没有，所以只要屎盆子扣在你头上，想洗都洗不清。特殊时期中，那些整人的人把这一套玩的是炉火纯青，不知道有多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这样栽在了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上！
在专案组讨论达昌奇的案子时，任营岩没有隐瞒自己的观，在介绍了内查外调的情况后，他直截了当地：“关于达昌奇的案子，我的观是：第一，达昌奇和岳父生活在一起，是人之常情，并不能由此就他和阶级敌人划不清界线，能不能划清界限，是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吃不吃一锅饭的问题，再了，达昌奇也曾为这个岳父背上了组织处分，组织已经处理过的问题，我们再拿出来重新处理，也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第二，达昌奇隐瞒历史问题，也有牵强附会，如果他刻意隐瞒，他为什么又给我们提供查案的线索呢？假如我们真给他定个隐瞒历史问题的罪名，不正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中了敌人的奸计吗？！第三，如果一个男人无意中碰了一下女人的ru房就能够上纲上线到生活作风问题，恐怕我们在座的这些男人以后谁也不敢和女同志共事了，谁敢保证一起共事百分之百没有身体接触，到时候给你戴**的帽子，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了－－－－－”到这里，专案组的几个人都忍不住哄堂大笑，只有专案组组长候乘道板着脸厉声喝道：“任营岩，你严肃一好不好！这是在办案子，不是在议论****。”看到领导发火了，任营岩也感到自己的有过火，旋即闭住嘴不再话。
可任营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第二天就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候乘道正式通知他，由于他不是**员，不适合搞专案工作，又让他回车间劳动了。
古代大思想家老子有句名言，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任营岩更没想到，自己竟会因祸得福，一时的仗义执言，却使自己走上了一条坦荡的仕途之路：不久，全国人民就敲锣打鼓地庆祝“四人帮”被打倒了，特殊时期结束了，老干部平凡昭雪，达昌奇也重新坐到了厂长兼书记的官位上，当他知道任营岩在特殊时期那样的背景下都敢为自己这样的“走资派”主持公道时，非常欣赏任营岩的品德和能力，一手解决了任营岩的入党、提干、上电大深造诸问题。起入党，任营岩自己都有些汗颜，达昌奇指定厂党委副书记丁德胜和政治处处长陈玉明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从递入党申请书到举起拳头宣誓，满打满算也仅仅只有40天时间。
任营岩把自己的这些优势一条一条地仔细分析给方敏，方敏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便：“事情已经定下了，干就干吧，不过你也得有思想准备，这个差事并不好干，有什么事情不要再瞒着我，好在我也是厂里的老人了，情况熟悉，有啥事也能给你参谋参谋。”没想到任营岩却，“参谋就不用了，你也有个思想准备，我和杨局长好了，过几天市经委会借调你，他们新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这些天正在从几个厂子调人，你在工厂也窝了二十年了，也该换个环境了，再收入也会多一，不能两个人都窝在一个亏损厂子里。”听到丈夫关键时刻还能想到自己，方敏心里舒服多了。其实任营岩不仅仅考虑的是这些，杨局长当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时，他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把我老婆方敏马上调离纸厂”，杨局长不解地问：“为什么？别人都希望两口子在一个单位工作，你为什么要分开呢？”任营岩回答：“理由很简单，方敏是市政协兼职的常委，向别人提建议是政协人的工作习惯，方敏也免不了这一套，而政协人提的意见，往往是隔靴挠痒——解决不了问题，我担心的是，如果她成天在我耳边吹枕头风，会影响我对问题的判断。”杨局长认为任营岩的有道理，也知道他是一个有**思考习惯和能力的人，于是很爽快递答应了他的要求：“刚好经委成立了一个多种经营办公室，来局里借人，那就让方敏暂时先到那儿工作吧，以后有机会，再把她正式调到机关来。”“这样最好，那我就多谢局长了！”任营岩感激地。其实方敏能当上市政协常委，也是任营岩抓住了一次机会：方敏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方立本解放前就是武汉大学的知名教授，解放后他响应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率领全家来到凤凰岭市所在的省，在省会的一所大学任教。方立本是一位非常爱国的知识分子，解放前夕，当方敏的爷爷、叔叔和姑姑们决定去台湾的时候，方立本坚决选择留在了大陆，他：“我好不容易盼来了**，看到了中国终于有了希望，怎么能跟着老蒋去逃往孤岛呢？！”解放后，他时时处处跟党走，放弃了在武汉大学的优越生活，不顾家人的反对，来到西北，支援祖国的大西北建设。可是1957年，他的命运急转直下：那年年初，国家号召各阶层人士积极参政议政，给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市人委请他去参加座谈会，临行前太太段汝心告诫他，“老头子，到了市上，话要注意，不要乱学校的事。”方立本不以为然：“你这是妇人见识，组织上既然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这就是对我们知识分子的重视和信任，有话此时不，还待何时？”座谈会上，方立本是竹筒倒豆子——没有一保留地畅谈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一番“外行领导内行经常误事”的言论，引起很多参加会议专家、学者的共鸣。第二天的晚报头版头条报到了这次座谈会，自然了，方立本的一番言论，也就被大段大段的引用了。看到晚报对自己言论的肯定，方立本心里很舒坦，觉得国家和政府还真是重视知识分子，殊不知这些言论，给自己埋下了大大的祸根，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反右斗争开始，一“**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扣了下来，虽然他据理力争，还是免不了被划成了极右分子。厄运开始后，方立本的子女也受到株连，大儿子方斯坦高考时曾经成绩名列全市第二名，竟然也没有那个大学敢录取！由于有亲属在台湾，方立本和他的儿女一直都是被内控人员，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控。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方立本家的厄运才告结束，尤其是国家加强对台湾的统战工作，了解到方立本在台湾的一些亲戚成了国民党政界、军界、商界的要员后，又一次想重用他，可惜的是此时的方立本已经是年老体弱，卧病在**，再加上心有余悸，不能也不愿再操心政事了。任营岩不同，他认为这是一次机会，既然方家曾经为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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