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中国流行音乐的水平（未完）(第2/4页)漫步歌神路

数人解读出了各种版本，并且很多人信誓旦旦着认为自己的解读是正确的——这样的傲慢以及水平，呵呵。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摇滚之父这个名头给崔健，恐怕当初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的某个最好别提名字的红二代，是不怎么心服的……

    《一无所有》《花房姑娘》《一块红布》《快让我在雪地上撒野》《假行僧》《最后一枪》……这些独特的歌，崔健自己的嗓子唱不完美，其他人也无法切实掌握他歌里的情怀，于是，他的作品，尽管名声很响，但计较起来，演唱永远是相对的短板，可以是经典，但离传世却有些距离。

    如果要在大陆流行音乐这个黄金年代里挑一个最强的歌手——注意，是歌手，而不是音乐人，我的选择肯定会让很多人不愿相信。

    彭丽媛。

    在提什么水表之类的调侃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在谈论她的时候，究竟听过她多少首歌？

    在她活跃于歌唱的岁月里，同一首歌，要么和最强版本媲美，要么是她打别人的脸的节奏（其中，范琳琳是“重受害者”~）如她的老师金铁林所，她“喜欢琢磨”，和同时代的尖歌手相比，她的硬唱功并非高处不胜寒，但她总能把握到一首歌的精髓，以及最佳的演绎方式。听她的歌，往往会认为“本该如此”，可不少真相是，歌并非她首唱，而原唱的演绎方式……一声叹息罢了。

    正是这样的“琢磨”，她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从适合歌的基础出发，去选取相应的技巧，所以，在她众多的歌里，很难找到明显的共同，这是将技术踩在脚下的特征。

    《在希望的田野上》《父老乡亲》《二泉映月》《聊斋》《我爱你，塞北的雪》《春江花月夜》《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是黄河泰山》《摇篮曲》……太多的歌，继承并发展了大陆几十年来民族唱法的技术运用方式。

    如果真要她的缺，那就是始终有那么一丝山东味儿的口音……吧。

    只可惜，不仅通俗的歌手无法吸收她的成果，哪怕是民族唱法的学院派，目前并没有人再次达到她的高度和广度，甚至可以，她出来的技术树，没人跟着攀好了的……只能希望，十年后，她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复出开唱。

    /在80年代后期，大陆流行音乐有一股西北风。如前面提到的张静林首唱的《黄土高坡》。这是一股歌唱黄土情结，融入摇滚的思路的风潮。《我热恋的故乡》、《黄土高坡》，《信天游》，《走西口》，《信天游》，《苦乐年华》，《心愿》，《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不仅涌现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流行歌，也成就了范琳琳、杭天琪、胡月等一批不同于大陆传统唱法的优秀歌手，其中，范琳琳是大陆第一个巨星歌手，虽然她被彭丽媛各种打脸，并且后来被人带到沟里去了……

    从时代的角度而言，西北风其兴也勃，其去也忽，这不仅是因为其他风格的大量佳作不断涌现，更本质的原因则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市民及收入越来越多，唱片业市场化的展开让人民群众的消费主力从农村变化为城市，黄土情结自然不可能持续成为传唱的中心思想。这就像在极富的宋朝，为什么有井水的地方就有柳永的词，相通的道理。

    无论如何，这批作品和人，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的时代印记的一部分。

    0世纪80年代，中国持续着一场战争——对越反击战。这场打出了0年和平的战争，不仅轮换着锻炼了各大军区的二线部队（真正的精锐在北方和苏联彼此陈兵百万），在这个主要历史背景下，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特色军歌。

    《血染的风采》《热血颂》《十五的月亮》《再见吧妈妈》《军港之夜》《白杨》《句心里话》，以及后来一脉相承下去的《咱当兵的人》《想家的时候》《长城长》……这些作品实话，不如同类的前辈。但横向比较的话，却也属于经典之作，并且成就董文华、阎维文、苏明等一批军旅歌手。

    也许张蔷这个名字，90后的朋友极度陌生了。毕竟，她是一个官方报道中的隐形人。

    在她之前，先中国的时代背景——从91年工资改革开始，到9年前后中国突然进入高通货膨胀，在国家层面上陷入超常的投资需求膨胀，在个人层面上意外燃的抢购潮席卷全国。对于普通人来，当时的经济危机仿佛离得还远，能够发现的，不过是工资“突然”多了，80年代曾经工资6块5，奖金999（千元红线），非现金工资大肆发放的奇葩现象不仅不再仅仅是效益好的企业的事情，甚至连收入“红线”也消失了。虽然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人们花钱买音乐制品的行为更普遍了。

    而张蔷，被称为中国80年代的迪斯科女皇，她16岁出道唱通俗歌曲，18岁，也就是1985年，录制第一张个人专辑《东京之夜》。在85－87年间，发行0张个人专辑，累计销量000余万。年000万，这个数字，在80年代，足够吓人。就像8年的《少林寺》1亿多元的票房与现在所谓破十亿电影是天地之别一样。

    然而，这一切没有官方承认，她几乎没有在国内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报道中出现过，倒是在1986年4月7日，受到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女歌手”（总共入选的6位世界歌手中位列邓丽君之前）。解放思想是一句话，更是一个过程。而今去看她当初的照片，也许会嫌弃那接近城乡结合部的时尚气质，但在80年代中期，爆炸头，蝙蝠衫、紧身裤，叛逆的元素已经爆表了。所以，有人，80年代，没有给她一个公道。

    可是，这个公道，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

    不妨看看冰冷的数字。年，0张个人专辑，意味着每月一到两张唱片的速度。且不当时她只有18岁，即使是8岁、8岁的人，哦不，天才，也不可能——艺术也许可以批发，但不能量产，史上能够批发艺术的人寥寥，无不是天才中的天才，张蔷显然离得还很远。也就是，其实，无论她是不是晚会型歌手，80年代的主流意识无论喜不喜欢她，都不会承认她。因为，她的作品几乎全是翻唱，在艺术创作的角度上，委实不值得人去重视。她的成功，既有自己歌喉的本钱，更有时代背景的天时，而这样的成功，并非80年代中期中国艺术工作者心中的成功。

    可以，80年代的张蔷是一个外国流行音乐的传播者；商品音乐的成功者——也许纵观新中国流行音乐史，是大陆最成功的人也有可能。但就流行音乐来，被主流媒体视而不见的确不妥，但也实在难以拔得太高。

    程琳，成方圆，朱晓琳，这三个人或许可以一起，当然，一起，指的是80年代的她们。

    程琳7岁开始学习拉二胡，10岁登台演出，1岁考入海政歌舞团任二胡演奏演员，1岁一曲《螺号》传遍大江南北。有人她是大陆第一个歌星。成方圆当年是第一个自弹自唱的歌手，将《童年》带火大陆。朱晓琳将程琳原唱的《妈妈的吻》唱火全国而成名。

    《螺号》《游子吟》《妈妈的吻》《那一年我十七岁》《信天游》《童年的摇车》《熊猫咪咪》《故乡情》《风雨兼程》……一批经典之作不仅红了歌手，也成了当时很多年轻孩子的比赛曲目，比如，王菲当年就是唱《熊猫咪咪》参加比赛。

    不过，如果只谈80年代，那么程琳的成就比其他二人高了不少。8年《酒干倘卖无》问世，因为政治原因，84年侯德健把歌带到大陆的时候，程琳根本没听过原版，然后她按自己的理解去演绎，结果同样大火。87年出的《程琳新歌1987》，卖得挺失败，却引发了西北风。从戏曲世家出身，1岁成名的童星，到0岁探索音乐推出《信天游》，程琳始终走在人生的早班车。不过，也正因她引发的西北风，当时陆续涌现出来的毛阿敏、韦唯、田震、范琳琳、杭天琪等歌手显然更适合演绎西北风，从演唱的角度上，程琳很快就被取代，于是，她决定赴美留学深造。虽然学成归来后有过不少水平不错的作品，但是，她再也不是中国流行音乐的主角了。

    成方圆是81年步入歌坛的，又一个二胡出身的，唱歌成名的，而且她是正宗的科班出身。就演唱而言，一曲翻唱的《童年》足够声名鹊起，但她并非一个单纯的演唱歌手。事实上，如果只看她80年代的成就，翻唱为主，有名，却有些不温不火，是不可能后来成为青歌赛评委的。如果程琳去美国进修之后不如当初，那么成方圆去美国进修归来后，则在98年将音乐剧《音乐之声》搬上中国舞台，造成轰动，由此走上了巅峰——当然，这些都离80年代很远，和流行音乐有些远了。

    朱晓琳在三人中算是年龄最，也最弱的一个。时候因为住招待所，得到过不少人指，比如王昆、李光曦、施鸿颚、朱逢博，有些像洪七公教穆念慈。虽然和程琳并称南北二琳，但她没有遇到侯德健，没有音乐上的引路人，自己也并非天才，过了童星的年龄，加上一度迷恋服装设计，也就渐渐泯然了。

    总的来，她们在西北风和摇滚风行全国之前，在大陆流行音乐中占着重要的位置，既有翻唱，也有原唱，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大陆流行音乐向外界流行音乐学习并尝试融会贯通，引为己用的酝酿时期。

    年轻的朋友可以听一听程琳的《酒干倘卖无》，那是她17岁时的水平。

    从流行的角度来，在大陆80年代，翟惠民，以及他的一批歌，不能不提——那就是，囚歌。

    年纪大一的朋友，以及有心了解历史的朋友，肯定听过严打。8年的严打，不仅以雷霆手段清扫了社会风气，也“制造”了一批年轻犯，其中不少人的罪行和罪名，在而今看来，往往让非过来人啼笑皆非。无论如何，很多人，或者其家庭，或者其亲友，有了近距离的铁窗经历。“手里捧着窝窝头，菜里没有一滴油”，很容易引起共鸣。

    这，就是87－89年间囚歌风盛行一时的社会背景。

    《十不该》《铁窗泪》《狱中望月》《生命》《愁啊愁》《靓女泪》……

    翟惠民这个名字，除了相关的当事人，恐怕只有喜欢考究的人才会知道。一个在歌厅里只唱过三天，一天赚八块钱的外行，被推荐试音，然后发行了一张专辑《悔恨的泪》。在87年，首发销量上千万盒。在整个囚歌风中，他演唱的作品，累计销量上亿。

    然而，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作品演唱署名的是“迟志强”，一个真正吃过牢饭的影星。在整个事情中，迟志强和翟惠民一样，也是受害者——作为制作人的周亚平处于宣传运作的考虑而导演了一切。毫无疑问，在商言商的话，这番运作极其成功。后来，当翟惠民的新作品没有了“迟志强”这个包装，销量就惨不忍睹了。

    回头看去，翟惠民既没有系统的学习过唱歌，也没有入行后的刻苦磨砺，他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天生的本钱显得异常悲凉，适合囚歌这个风格，加上严打的社会背景的天时。这就像囚歌风来得迅猛去得也快一样，没有深厚而积极的积累，生命力注定长久不了。这些作品，整体水平也谈不上高。

    在谈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时候，翟惠民，以及他的囚歌，必然是不能忽略的一笔，无论这一笔，是如何的忽微。

    在一些人的法里，因为李双江命名“通俗歌曲”，于是1986年第二届青歌赛不仅分了专业组和业余组，并且分了美声、民族、通俗三个类别，所以是中国流行音乐的元年。

    这个定元年法很蠢，不仅法蠢，李双江的命名也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家子气。

    按李双江的:“通俗，就是通俗易懂。歌手唱歌就是要让老百姓通俗易懂”。莫非，一首歌是否通俗易懂，是单纯被歌手的演唱方式决定的？莫非，新中国以来，老百姓听了几十年的流行歌曲，都不是通俗易懂，都听得云里雾里，都是不明觉厉的？貌似李双江自己唱的《驼铃》等等作品，老百姓也都能唱上两句，水平且不论，至少没有曲高和寡吧？

    计较起来，实在看不懂李双江其中的逻辑。

    流行歌曲，流行是辨别词。要么传唱，要么传听，这是必然的指标。如果非要美声唱法的确离中国老百姓还有些远，那么民歌这种来自各地老百姓自己家乡而来的作品，借鉴吸收外界音乐理论、技术而发展来的唱法，怎么能没有传唱也没有传听？如果要强调普通人难以把民歌唱好，那么不少“通俗”歌的难度也不是普通人能入门槛的啊！

    在具体的时代背景下，唱法的分类有其必要性，但“通俗”的命名，实在是人文素养不足的结果。或者，这个不能单纯归罪于李双江，因为当时的思想是以外界碰撞的，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一种因为落后而衍生的自卑，能够正视当时涌入内地的新风格歌曲并纳为己用的，是谷建芬等少数派。

    无论如何，第届青歌赛举办了。其中，专业组，美声的大家大概很陌生，不多；而民族类的获奖（或者名次）顺序是，彭丽媛、巴哈尔古丽、阎维文、董文华；通俗类的名次是，苏红、韦唯、王虹、毛阿敏。

    没错，毛阿敏第4，王虹第，韦唯第，在她们上面的，是苏红。

    苏红这个名字，年轻的朋友大概没听过。她是科班出身，后来参加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从师于谷建芬、付林、金铁霖老师，路途平稳顺畅。（题外一，谷建芬艺术培训中心，神一般的民间机构）

    让苏红拿冠军的歌，是《我多想唱》，谷建芬作曲。

    这首歌在86年反响巨大，风靡全国，即使到今天，仍不过时。可以，只要中国还有高考，这首歌就不会过时。没听过的人，只需要认真听一遍，就会明白原因。

    事实上，从演唱的角度来，苏红没有拖这首歌的后腿儿，但要其中体现出的水平真的技压群英，就夸张得近于笑话了。可以，苏红的冠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作品本身。

    这就是86年，这就是第二届青歌赛，一切都还在摸索，评判的标准都还比较模糊。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

    而苏红，获奖之后，并没有选择成为一个被包装的歌星，或者，在当时，大陆还不存在包装明星的概念。她经常下基层演唱，拍过电影电视剧，上过几次春晚，如一个从前的艺术工作者。

    《我多想唱》《的我》《月亮走我也走》《三月三》……苏红留下了一批风行一时的歌，她的唱功虽然不错，但离靠演唱而传世的水平还很遥远。幸运以及自己的努力，让她坐了坐流行音乐兴盛的头班车，但也没有更多的闪光了——以一个青歌赛冠军的高度去评判的话。

    其实，苏红是一个缩影。青歌赛上取得名次，以及有不错水平却没有取得名次的歌手，并非所有人都在未来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星，或者腕儿。一个以发展艺术和技术为初衷的比赛，并非所有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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