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建安元年的二三事(第1/2页)三国纵横之凉州辞
（一）大事之“奉天子”
东汉末年，是一个有别于其他朝代末年的乱世。汉室虽然衰微了，但它“天下共主”的政治影响力依旧巨大，以至于“汉室虽衰，天命未改”的说法耳熟能详，乱世中称王称帝的人不少，但是却一致遭到士大夫的摒弃，闹得众叛亲离，最后无不落得凄惨的下场。
在没有把握取代它之前，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
也正因为这一点时代的特殊性，“奉天子”成了无数地方割据势力梦寐以求的事情。
他们有的锋芒收敛，打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幌子，有的野心勃勃，喊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号，也有的不喊口号，但是动起手来一点都不含糊，径直就做起了闷声发大财的买卖。
《后汉书·袁绍传》载：“沮授说绍曰：‘且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官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三国志·毛玠传》“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后汉书·董卓传》“是日，傕复移帝幸其北坞，唯皇后、宋贵人俱。傕使校尉监门，隔绝内外。寻复欲徙帝于池阳黄白城，君臣惶惧。”
“张济自陕来和解二人，仍欲迁帝权幸弘农。帝亦思旧京，因遣使郭请傕求东归，十反乃许。”
“郭汜复欲胁天子还都郿。”
《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四》“董承、张杨欲以天子还雒阳，杨奉、李乐不欲，由是诸将更相贰。”
《三国志·张杨传》：“杨欲迎天子还洛，诸将不听；杨还野王。”
《三国志·孙策传》：建安五年，曹公与袁绍相拒於官渡，策阴欲袭许，迎汉帝，密治兵，部署诸将。
以上列举各方势力的行动，就是为了论证“奉天子”这并不是一个什么高瞻远瞩的战略，客观上的限制和主观上的需要，促使乱世群雄们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求“奉天子”这条高风险与高回报并存的捷径。
既然不是高瞻远瞩的战略，群雄也都想要“奉天子”，那历史上为什么是被曹操奉迎到手呢？
在这里，我们需要罗列出内外控制天子的势力：董承、杨奉、韩暹、张杨，以及曹操“奉天子”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袁绍、刘表。
历史上的曹操因为平定了颍川、汝南的黄巾，获得了一大批粮草辎重，军需得到了极大的缓解，所以在彼时已经具有了奉迎天子的物质条件。
但“奉天子”的过程依旧十分曲折：
“曹操在许，谋迎天子。众以为“山东未定，韩暹、杨奉，负功恣睢，未可卒制。”
“操乃遣扬武中郎将曹洪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洪不得进。”
议郎董昭，以杨奉兵马最强而少党援，作操书与奉曰：“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能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韩暹矜功专恣，董承患之，因潜召操；操乃将兵诣雒阳。既至，奏韩暹、张杨之罪。暹惧诛，单骑奔杨奉。”
（董)昭曰：“奉少党援，心相凭结，镇东、费亭之事，皆奉所定，宜时遣使厚遗答谢，以安其意。说‘京都无粮，欲车驾暂幸鲁阳，鲁阳近许，转运稍易，可无县乏之忧’。”
“车驾之东迁也，杨奉自梁欲邀之，不及。冬，十月，曹操征奉，奉南奔袁术，遂攻其梁屯，拔之。”
整个过程，可以看到起初曹操奉迎天子并不顺利，兵马也没有优势，但他借助董昭之手，凭借粮食的优势，拉拢敌将，分化瓦解，联合杨奉、董承排挤了韩暹和张杨，然后又以粮食为诱惑成功迁徙朝廷，最后才是出兵击败杨奉，彻底解决迁都隐患。
那袁绍、刘表这两位强大的竞争对手，整个过程都在干什么呢，无它耳，观望而已。
而袁绍观望的原因比较复杂。
《后汉书·袁绍传》记载，早在天子驾临河东的时候，邺城就派遣郭图前往探视，归来之后郭图就劝说袁绍奉迎天子。
而《献帝传》则记载，沮授劝迎天子，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仔细想想，用史书记载的理由来解释袁绍没有去奉迎天子实在太过勉强，作为强势的地方割据势力，将天子奉迎到邺城，可能成为霍光，可能成为董卓，以袁绍的实力和名望，成为前者居多，但却不太可能出现这种“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的尴尬局面。
我更愿意相信此时地跨四州的袁绍已经有了不臣之心，而坐视天子蒙尘落难，他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我们以前在考虑袁绍不愿意奉迎天子的时候，往往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袁绍此时还担任着关东盟主的身份。
这个盟主的身份，具有名义上的号令关东州郡的权力，在天子远徙关西的前提下，袁绍这个盟主往往行使的是朝廷的职能，他常常可以对其他州郡发号施令、并在州郡长吏空缺之际任命刺史、太守。
如指使王匡杀胡母班、指使张邈杀韩馥（韩馥臆测）、指使曹操杀张邈（张邈猜测），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任命袁遗为扬州刺史，任命周喁为豫州刺史。
这一些看似并非人臣所为的事情，在身为盟主的袁绍干起来，变得大义凛然、无可非议。偶有州郡豪杰不满，也多不敢公开反对。以至于到了官渡之战期间，刘表还公然将州牧履行对朝廷的责任的同时，不对抗盟主，当作是一件政治立场正确的事情。
《汉晋春秋》曰：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也。治中独何怪乎？”
我们可以想象，实力强大，担任盟主，在关东行使朝廷大权的袁绍，梦想着要重走刘秀称帝的老路，待在河北坐视更始帝（刘协）被赤眉军（白波军）杀死，然后才虚情假意地全军素缟，慢条斯理继续使用盟主的身份党同伐异，最终达到天下无主、自己劝进登基的目的。
也正因为如此，私心作祟的他才会在占据了先机的情况下，装聋作哑，对待返回关东的天子不闻不问，从而也错失了奉迎天子的机会。
由此，也引发了后来书中所谈过的，“奉天子”后，袁曹两家初次角力，并在最后出现了盟主向朝廷低头，上书自陈；曹操向袁绍低头，让出大将军之位的妥协局面。
至于刘表，史书并没有记载他当时的举动，但从日后他对待邓羲、韩嵩以及拒绝刘备袭击许都的行为来看，内部矛盾诸多的刘表只想守土安民，伺机侵吞周边有机可乘的小势力，对“奉天子以令不臣”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的大事，他似乎兴趣不大。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杨不得不说。张杨虽然只是一个河内太守，但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加成下，他的影响力却远远超出了河内范围，已经进入了三河、并州上党一带。
这从曹操向长安遣使需要向张杨借路，张杨派兵抄掠上党等事情可以看出来。
在天子东归期间，张杨也是占据先机之人，只是他在面对董承与白波诸将联手的时候，不占据优势，后来在面对白波诸将与董承内讧的时候，又没有及时把握住机会，以至于让远来的曹操最先得手，最后成功奉迎了天子。
不过正因为河内的位置特殊，接下来镇抚三河、羁縻关中的钟繇等人，都没有对河内的张杨动手，使得原本作为东西缓冲势力的他又变成了南北缓冲势力，后面只有到了曹操决定和袁绍彻底翻面的时候，曹操一方才抢先出兵攻占了河内。
（二）大事之“兴屯田”
中平以来，天下乱离，民弃农业，诸军并起，率乏粮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掠，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赢，民多相食，州里萧条。羽林监枣祗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祗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故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
从上面摘录的史书记载，建安元年曹操在许都开始的屯田是影响乱世的一桩大事情。
在“率乏粮谷，无敌自破”的乱世中，南北两股最强势力袁绍、袁术在军粮紧急之时，也出现了“仰食桑椹，取给蒲赢”的窘迫情况，而大兴屯田的曹操则是“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能兼并群雄。”
那么汉末乱世曹魏创立的屯田，真的有这么强大吗？
答案是肯定的。
在这里我想要论证的，是曹魏屯田和以往其他势力屯田的不同。
“是时，世荒民饥，州牧陶谦表（陈）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粳稻丰积。”
“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瓚徼破之，尽得其车重。”
“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记过忘善，睚眦必报，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
可见，乱世缺粮问题影响了各个割据势力，屯田也绝不是曹操阵营才想到的方法，但毫无疑问，曹操阵营屯田的效果却是最好的，与陶谦“粳稻丰积”的屯田效果还不好对比，但与只能够“稍得自支”的公孙瓒相比，情况无疑要好上太多了。
那曹操阵营的屯田有何独特之处呢？史书中没有过多着墨，我想，只有回归到曹操评价曹魏屯田创始人的枣祗的原文中，才能找寻曹魏屯田的特殊所在。
“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得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
“时故军祭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扰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
在这里，经过梳理，我们发现屯田有两种方式，军祭洒侯声等一大部分人坚持原来的“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枣祗则主张革新后的“分田之术”。
那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汇集一些资料查证，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原来的屯田方式，就是州郡将无主的田地收归官府所有，然后招募无地的流民进行耕种，并借给耕牛种子，借用耕牛的屯户需要多缴纳一定数额的谷物，然后收成就按照汉代的赋税制度，“三十税一”再加上各种苛捐杂税的方式一同进行征收。
而枣祗的这种屯田方式，则是在将是否借用官牛作为官民“五五分成”或者是“四六分成”的衡量标准，书中已有提及，它改变了汉末赋税制度中“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的局面。
枣祗这种革新方式，本质上改革的不是屯田，而是屯田后的赋税制度。
这种“五五分成”或者“四六分成”的赋税方式，只征收地里的谷物，一方面在废除汉末的那些苛捐杂税，减轻屯户负担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这种高税率的方式征收大量的谷物作为军粮，保障了曹操大军的后勤供给。
所以，枣祗的屯田，才有了“军国之饶，起于祗而成于峻”崇高地位。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到，这种制度往上追溯，其实也就是将豪强与佃户的关系活学活用，加以改进，搬到了官府与屯户的关系之中。
如《王莽传》：“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
也因为如此，屯田制对于乱世政权的足食虽说有巨大的利益，但曹魏治下的百姓未必会感同身受，他们对这种看起来分配十分悬殊的新分配方式甚至感到恐惧不安。
《袁涣传》记载：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对于这种屯田新方式，那些有足额田地、所在郡县吏治又相对清廉，苛捐杂税较少的自耕农，他们想必并不赞同用这种“五五分成”、“四六分成”的赋税制度来代替“三十税一”的旧有田赋制度，而只有无立锥之地的流民，才会倾向于成为理论上由官府包办一切的屯户。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能使得“军国丰饶”，在乱世中大行其道的屯田制，为什么到了治平时期，它反而会被以轻徭薄赋、稳定赋税为主导思想的“租调制”所取代，并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那些单纯强调豪强大族侵占田地才造成了屯田制破坏的观点，很显然就只是片面看到了豪强大族的“恶”，而并没有意识到还想继续推行屯田制政权本身所携带的“恶”。
归根结底，屯田制在乱世中保护了农民，恢复了农业生产，并保障了国家收入，但因为本身具备的巨大剥削性，它注定也只能是一种在乱世年代、在边疆区域才得以推行的战时制度，
（三）关西诸将和曹操的“羁縻政策”
关西诸将，前期所指的李傕、郭汜、张济、段煨等人，后期则是以韩遂、马腾为首的关中十将。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天子定都许昌之后，很多小说乃至于历史书籍，都会将河南尹等地区视作曹操控制的地盘，但实际的情况是，曹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染指成皋以西的地方，司隶大部分地区依旧是无主、混乱的局面。
作为前期的关西诸将，李傕、郭汜等人都是“叛逆之臣”，也是“奉天子”的曹操需要讨伐的对象，但限于自身实力和周边势力的掣肘，一直要到了建安三年，在许都朝廷的周边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曹操才派出了谒者仆射裴茂召集关西兵马征讨李傕、郭汜等“叛逆之臣”。
讨伐的主力是以段煨为首，加上了一批以梁兴、张横为首的关中豪强兵马，或许其中还有程银、候选、李堪等从河东渡河进入关中想要分一杯羹的势力。
而众叛亲离的李傕、郭汜都没有能够抵抗多久，就分别被联军剿灭了。
在此之后，名义上统兵的裴茂、实际上统兵的段煨都相继被曹操召回许都，但没有了强大的割据势力，名义上也无主的关中却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很快就成了各股军阀割据的温床。
混乱和无序一直持续着，直到了建安四年中旬，官渡之战前夕，一个肩负着特殊使命人物的到来，这才引出了此后关西持续多年的“羁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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