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章 皇帝不担心(第1/1页)大明元辅

    万历年，高务实以新科状元入翰林院，在一众大佬的挂名之下，实际主持纂修大明会典，其会典之中正有提到恩荫制度之处，并且根据嘉靖、隆庆两朝时内阁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查档案，对过去不曾明确的“臣荫武”问题作出了规定性明：

    “凡恩荫世袭，、武大臣及总兵参游以下将领剿贼，如遇大敌，能运谋设伏，冲锋陷阵，建立奇功者，抚按分巡官覈实具奏，兵部题奉，钦依升职荫子，有世袭字样者俱准袭。”

    此条首次明确了臣恩荫武职的军功原则，并开列上报的审核程序。该法令不见于正德版大明会典中，系嘉靖朝以后渐成之例，在万历朝被确定这是个史实。

    完这些，就到了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了：

    为什么臣荫武的势头会止不住？

    为什么皇帝不怀疑荫官武职的臣之后？

    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回答是：问题出在爵赏困难，不足以酬功之上。

    明代异姓军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国传统的“五等爵”已属缺制。而自明代开国伊始，绝大多数勋爵即由武将受封，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数。

    嘉靖以后虽边事迭起，臣督、抚多亲历疆场，但勋爵册封却又趋于停滞。

    其实，朝廷视封爵为重典固然不错，但过度地吝惜爵赏，反而会使得大臣丧失为国效忠的进取心。

    对此，很多人也提过意见、建议，比如陈子龙就提出恢复“五等爵”以振奋军心：

    “今天下奋智亡身，趋功名，为天子去所恶，则莫若轻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轻上位而意无求进。圣王设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异而名重也。夫爵，权物也，滥则重之，以示有尊也旷则轻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复子、爵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杂也。”

    然而有明一朝，国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义构建，僵化不可变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化的臣荫子武职，由于有军功推戴、子孙世袭的性质，在一定意义上代替了臣封爵的政治功效与政治意义，成为朝廷酬答功勋臣的重要形式。

    这种制度的关联性虽然没有开列于典制，却为时人默认共识。

    如前所述，弘治朝就有于谦之子于冕题请再荫于谦后代武职之事，其实他当时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书王骥封伯与兵部尚书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荫子锦衣之事例，作为乞请理由。

    类似的将荫子武职比附为“次级”封爵，或“准封爵”制度的观点，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编撰万历野获编时，就把有关臣荫子武职的世官条及补荫条纳入勋戚卷中。

    明代公、私案典籍中径称臣荫子武职为“延世之赏”、“延世金吾”，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称谓而来。

    举个例子，嘉靖初年，廷议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就曾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论功有六：曰开国，曰靖难，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蛮，曰擒反而守臣死绥，兵枢宣猷，督府剿寇，咸不与焉。盖六功者，关社稷之重轻，系四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报之。至于死绥、宣猷、剿寇，则皆一身一时之事，锡以锦衣之荫则可，概欲剖符，则未可也。”

    这段话的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军功大者封爵，军功者荫子锦衣，可谓是点明了“荫武”与“封爵”之间存在的制度关联性与补充性。

    嘉靖初年，时任兵科给事中的夏言等人，奉命查勘前朝武职冒滥状况后奏报，其奏疏中先论洪武“开国”、永乐“靖难”公、侯、伯册封情况，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紧接其下陈述锦衣卫职官“额设”职官名目，并痛陈“自正统后，贵妃、尚主、公侯、中贵子弟多寄禄卫中，递进用事”，及“正德间，奄宦擅权，贵倖子弟以奏带冒衔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隐然有将勋、戚、、武、内各类大臣的荫子锦衣都比附为封爵之意，可见荫子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奖机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贡时，是边臣首功他是时任宣大总督，家里得几个荫官理所当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了，因为他的各种功劳，高家得到的荫官名额到现在居然还没用完晚辈不够了。

    所以这个“臣荫武”的趋势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赏，那些大臣的功劳摆在那里，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荫官子孙还怎么弄？

    而到皇帝不怀疑这些荫官的臣之后大多塞进锦衣卫，却也有几个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的一条是，大明的臣还没有n的先例你非要胡惟庸那就没意思了。

    在这个基础之下，便可以论及其他面，其中又有一个趋势问题。

    明代官场“自分缙绅、介胄两途”，官铨选以科举为基础，武官铨选以世袭为基础，所谓“国家所以驾驭武者，惟擢用与承袭而已”。

    武官集团主要由明初军将的子孙后代构成，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身份性世袭社群，如戚继光也是这种出身，而如刘显这般靠着一刀一n打出来的，那真是凤毛麟角。

    而臣子弟一但荫入锦衣卫世袭，就意味着这支子孙世代占籍右列。这种现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明武官群体的内部封闭性，呃也算是改善了锦衣卫武职人员结构。

    不少进入武职行列的臣子弟继续保有原缙绅家族的做派和社会交际，同时通过婚姻、职务关系等，又不断渐染武士之风，成为沟通缙绅与武职两大政治社会群体的纽带。

    实际上，臣荫武子弟的这种社会媒介作用在明代中叶便已凸显。如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姚夔之子、中书舍人姚吉甫，就曾倡导父辈中同榜进士而“通朝籍，居京师者”举行联谊活动，引得在京官宦缙绅子弟唱和交游，有“四十年通家之谊蔼然如昨日”之盛况。

    当时参与者多是职士绅，而因父荫入武职的兵部尚书白圭子锦衣卫千户白镔、巡抚李秉子锦衣卫百户李靖也欣然参与。

    再如大明的七朝老臣、吏部尚书王翱荫一子王竚为锦衣军职，王竚长女“适天津左卫指挥黄溥”，次女“适国生杨镗”，孙女五人中“长适马溥、次适锦衣千户韦纲，次适锦衣指挥张禹之子，其次适锦衣千户赵輗之子，其次适腾骧卫指挥夏铭之子疄等”。这就是联姻的功能性表现了。

    至万历以后，铨入锦衣卫的臣子弟，凭借自身跨“”、“武”的特殊政治化背景及资源，在社会交往的基础上，还构建出一套政治庇护关系，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长存。

    这一面的主要表现，就是荫子弟藉自身特有优势，逐步掌控了锦衣卫的权力。

    在原历史上，现任锦衣卫都督刘守有之后，其孙刘承禧、其曾孙刘侨继续两代世袭锦衣卫官，而且皆升至都督一级并掌卫事。

    而除了刘氏之外，吴兑之孙吴孟明、兵部尚书郭子章之孙郭承昊、兵部尚书田乐之子田尔耕，都是天启、崇祯时期显赫一时的锦衣卫都督。

    基于锦衣卫司法职能的特殊性及荫子弟的自身优势，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锦衣用人之法政，与司马门推择材官不相类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与执法笔簮之士大夫共对”，故而锦衣卫都督“惟儒而后能当此任”的理论。

    也就是，从刘守有之后，你要不是个臣之后，你都不适合做这个锦衣卫都督！

    皇帝什么了吗？没有，皇帝不仅默认了，甚至看起来还挺支持臣之后既然也是忠良，朕为什么不用？

    而且锦衣卫原名声那么臭，现在换了几个都督之后，居然一时称贤，朕何乐而不为啊！

    至于，你锦衣卫会不会失控？

    开玩笑，锦衣卫早就归厂监督啦！钦差提督厂这个位置，可只有内宦能做，总不会有哪位臣这么牛掰，把儿孙切了送进来做厂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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