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55章 雾里观花(上)(第1/1页)大明元辅

    司礼监首席秉笔太监兼厂提督冯保的心情这几日来实在是十分糟糕，他觉得一切局势都已经朝着最坏的向飞奔而去了。

    先是高拱以首辅的名义亲自下场上疏言事，司礼监作为内廷中枢，对于皇帝昏倒之事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仅没有在事前照顾好皇帝的龙体，也没有在事后做出及时的应对。

    一般按照臣们的习惯，这样一顶大帽子扣上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基上都是暴风骤雨的打击，目的通常都是打压司礼监的威望，削减司礼监的权力。

    不过这一次，情况有些不同。高拱在把司礼监从上到下狗血淋头地骂了一遍之后，并没有提议削权，反倒认为这是由于司礼监人手不足、力分散之故，建议皇帝扩充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规模，并将司礼监各大秉笔所兼任的职权尽量拆分。

    最典型的，就是首席秉笔太监的兼掌过多、过重。首席秉笔太监不仅要参与司礼监的批红，还要兼掌厂，甚至在内廷十二监的分掌中，他还兼掌着御马监——这是目前内廷监控京营最后的手段了，地位不可谓不重要。

    为何特意强调这是内廷监控京营最后的手段，因为大明的京营制度一直都在不断的变化。

    早年当然不用，武臣勋贵独掌京营，京军三大营是掌握在一干勋贵武臣之手。

    土木之变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勋贵势力大减，官开始渗透京营，创办十二团营，取代江河日下的三大营成为京营主力，此时以于谦为代表的官集团掌握着大部分京营实权。

    再后来于谦被害，京营就变成内廷了算，尤其是宪宗朝，御马监太监提督十二团营，威风八面。

    又往后的武宗正德帝，虽然也是个宠信宦官的主，但由于他这个人自己好兵事，甚至抽调九边锐入京，立为“外四家”，所以实际上变成了皇帝亲自掌握京营，但是这样制度上就麻烦了，所以那段时期比较混乱，京营令出多门，狗屁倒灶的事多得一塌糊涂。

    世宗嘉靖对于京营还是比较关心的，一直想要寻找一种长效机制，但是无法推持下去。嘉靖六年，明廷始设臣专督京营军务。当时经廷臣的会推，李承勋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少保提督团营军务，成为专责提督京营的第一任官。但是不久停罢，仍恢复此前官兼职的做法。

    嘉靖二十年，刘天和也曾以兵部尚书提督团营军务，专理京营戎政，但是为时不及一年，提督团营军务再次成为兵部兼职。

    嘉靖中后期，官集团还试图强化武官的合作，来增加京营的战斗能力——这可不容易，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之变发生，俺答大军围困京师，京兵怯懦不敢应战，遇敌辄溃，充分暴露了京兵**不堪的弊病。

    于是在时任首辅严嵩、吏部侍郎王邦瑞等人的建言下，明廷废除团营、西两官厅制，重新恢复三大营制，在京诸卫军，俱分隶于三营。

    在京营的管理上，也随之停止了宦官担任提督、监铳官的做法，设置戎政府机构。戎政府长官称为总督京营戎政，由武官担任，给关防之印。副职称为赞理军务（后改称协理戎政），由兵部或监察院长官选充，不给关防之印。

    而隆庆帝即位后，官对京营的控制则由集中走向分散。隆庆四年，大士赵贞吉奏疏，极言戎政官独揽大权之害。经兵部条议，革除总督戎政一职，三大营每营各设总兵官、副将。三总兵各给关防之印，仍由武官选充。协理戎政一职，改从兵部、监察院中选拔官三人担任，仍称提督。

    但这样一来，相当于明廷为防范京营集权之弊走向了另一极端，出现了六名提督共理京营戎政的局面，权责过于分散，互不为政成为京营管理突出的困境。

    “自设六提督后，各持意见，遇事旬月不决。”

    这当然不行，所以赵贞吉一致仕，高拱立刻就废除了这个自缚手脚的制度，仍恢复总督、协理戎政各一员。

    与世宗时期不同的是，总督、协理戎政各给关防之印。在原的历史上，从此之后，戎政府制只是稍有更改，但总体基沿袭下来，直至明朝灭亡。

    这么回顾一下就很清楚了：京营的大权，曾经一度操于内廷，而现在，内廷却被官集团和武臣勋贵们排挤出了京营核心权力之外，即便是御马监掌印太监，其实也只是在京营挂名，充作监军而已，不再享有指挥调动等实权。

    正是因为御马监掌印太监这个职务虽然权力大减，但却仍然拥有相当重大的意义，因此一直让司礼监首席秉笔兼掌。

    然而，高拱现在却偏偏针对首席秉笔“兼掌过多”动手了。

    高拱的建议是，首席秉笔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参与批红，不应该过多的兼掌其他事务，其目前的兼掌如厂、如御马监，最好一并放弃，如果皇上担心拆分太多而影响首席秉笔在内廷的权威，那么至少也应该拆分一项出去，交于其他秉笔太监分掌。

    这个建议，其实就是高拱这道疏的核心，其他的法，诸如“以前只有三四个秉笔，每人要兼管三到四个内廷重要机构，所以应该添设秉笔，今后每位兼掌两个机构就行之类”的话，其实都是为了不使“削冯保”显得太突兀而为之的。

    冯保对此大为不满，这是肯定的，但他不满没有用，这件事他是属于“直接当事人”，脸皮再厚也不好自己跳出来“咱爷们不累，爷们干得了”。

    没办法，冯保只好再次连夜去找张居正讨教，看看这位张先生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在去往张大士府的路上，冯保心里一会儿发狠，一会儿发怵。

    发狠不必了，被人逼到这个份上，别冯保这种面似和善，其实鹰视狼顾之辈，就算泥菩萨只怕也要生气。

    发怵则是真的有点慌了，高拱这一次的手段看似凌厉，但却很有分寸，一点都不像他做其他事的风格：他没有直接上来就要求削整个司礼监的权——也就是，他不动内廷这个整体的权，他只是把这种权力，从三四个人分到五六个人头上去。

    别看同样是分权，差别可是巨大的。

    前一种直接削权于司礼监，由于司礼监其实是皇帝的一只手，削司礼监的权相当于削皇帝的权，即便今上对高拱信重简直不能形容，但高拱如果这么做，皇帝哪怕最终同意，心里也必然会有一些不满。

    但是后一种则不然，司礼监原是十分权力，里头的大太监们可能各掌三分，而按照高拱这一轮办法削完，大太监们被削了权，可能每人就只剩两分权了，但是司礼监整体仍然是掌握着十分权，一点也没削。

    这样一来，大太监们或许不满，可是皇帝就无所谓了——反正他手头的权力一点没削。

    冯保慌就慌在这儿了，这代表皇帝人几乎不可能会对这个建议产生反感，鉴于那天皇帝的表现，似乎也很怕高拱继续追问他到底为何昏倒，那么这次十有**就会顺水推舟，同意高拱的建议，把自己昏倒的责任甩锅给司礼监——就是你们照顾不周嘛，高先生法眼如炬！

    此时此刻，冯保觉得只有张居正，或许还能有办法为自己挽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