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不可避免(第1/1页)布莱肯林场

    周六夜间,安顿好波莉和塞莉,林义龙和凯蒂就一起在公寓的阳台非常亲昵地聊天。

    这几天的报界,“金钱换荣誉”的丑闻持续发酵,两个人也就谈到了这一点。

    “我倒想弄一份跟世袭头衔有关的东西。”林义龙突然这么表达了一下他的想法。

    “我记得你对出名的事儿非常不看重,怎么今天这么想去爬一直被你鄙视的封建阶层树了?”凯蒂讽刺道。

    “为了财产考虑啊。”林义龙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衡平和信托’这门课程,考虑到的受益人人选问题。”

    “这跟世袭又有什么关系。”凯蒂问道。

    “你知道,那些高门贵族是给自己家族有一个信托基金的,一般的受益人跟具体的人没有关系,都是头衔的‘xx伯爵’或者‘xx准男爵’.......”

    “请继续......”

    “这几天,我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实,这样做的好处除了避免财产纠纷,还可以避免遗产税。”

    英国如果发生遗产继承,会发生两个征收税种的法理依据,最主要的就是遗产税,只要超过固定的免税份额,都要缴纳40%的遗产税。而遗产因为其他原因,有可能还要缴纳衍生税。

    比如,林义龙不幸地在某时离世,他留了价值1000万英镑股份给了女儿A,那么女儿能够继承的,只有减去了遗产税的600万镑价值的股票。此外,比方说这600万的镑价值的股票在她接手时涨到800万,她还要为这部分增长额,支付20%,也就是40万镑的资本利得税。

    但需要说一点,其实这部分收得税,主要面向林义龙(在阿伦-宾汉姆顿作律师时的)这样的城市中产。

    这是很显然的,普通城镇的工人阶级或者蓝领阶级或者端盘子的服务员阶级,他们的生活节奏一般都是挣多少花多少,然后按部就班地退休。等到退休后15年,退休金领完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住的房子变现或者转让,住进公营或者私营之类的养老院,一般来说,即使能留下部分财产,这部分也不可能多过三十七万五千英镑(2019-2020年遗产税免税额)。

    至于所谓的贵族阶级,或者说能够构建家族信托的阶层,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方式免税。

    既然遗产税的法理是需要先有“遗产”才能缴税,那么没有“遗产”就排除出这部分的法理依据,不用缴税。

    还是拿林义龙作例子,林义龙在去世前留下了遗嘱,创立了一个家族信托,以自己为受托人,受益人是“所有留着林义龙血液的族人”。

    理论,只要林义龙的后代能够存续下来,无论是婚生子还是非婚生子,他的后代可能有无穷多个,而且这其中的人选能够固定下来,就不用缴纳任何税务——因为这不能算遗产,而是扩张了受益人的受益面——而且只要在信托告示中“谨慎”地推敲语言,就能够实现不缴遗产税的意图。

    (作者注:信托宣言(Deration of Trust),不翻译成为‘信托协议’,因为协议或者合同必然是双方的,但信托的设立并不用受益人甚至是受托人许可,受益人可以凭借着信托宣言的内容作为原始法律凭证而主张权利。)

    “我是说,看过唐顿庄园吧。”林义龙,“克劳利夫人的财产不就是按照信托的‘头衔继承’,放到了克劳利先生的身了么?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去考虑遗产税之类的问题。”

    “hmm......”凯蒂想了想,“其实,假如义龙你想的话,只是.....有些不可明说的原因,你必然与爵位无缘。”

    “怎么?”林义龙问道。

    “你不是欧裔或者非洲裔,不说本土出生,你甚至不是英联邦出生的.....”凯蒂眼神变的游离不定,“就算你在英国投资,头衔也不会大过嘉德勋章爵士,所以......”

    “这倒也是。”林义龙有些颓然。

    “唉,要是你在苏格兰有地就好了。”凯蒂叹道,“因为苏格兰有土地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名字面前加一个Sir,也算圆了一个贵族梦。”

    “算啦,弗雷迪的生活方式并不适合我。”林义龙摇摇头,“只不过在写信托宣言的时候遣词造句需要更费脑筋一些了。”

    “那就写‘布莱肯林场的主人’如何。”凯蒂这么建议道,她知道那里对林义龙才是家一般的存在。

    “其实这样不太好。”林义龙答道,“实话实说,假如想让这个家族信托留存,用一个产业主的名字,就不那么保险,因为这是需要当局承认的,还得自己想点别的办法。”

    “我知道你会有办法的。”凯蒂笑道,“而且,义龙你还这么年轻,为什么要考虑这些问题?”

    “你知道前几年,天朝有风声要征收遗产税了吧。”林义龙谈到了他的理由,“既然我们学过的ECHR都规定财产权只受相对保护,不是绝对保护。无论怎么说,这个世界已经把人给‘异化’成用财富说话了,这是没有办法的。如果30年前,无论是东西双方都可以有些追求,但到了现在,我这么想无可厚非。”

    “‘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凯蒂引用了肯尼迪的话。

    “这个话很有意思,我关注的却是‘能不能’。”林义龙很认真的评价道,“国家的力量太大,个人的力量太小,从前者的意义来说,是难以用‘能’来界定国家和个人能力的,从后者而言,因为立场不同‘个人能力’又运用不。这样的微妙区别,这就给我了一个非常宽泛的理解——这就像利用信托解决遗产税的问题,我只要不把财产遗留下来,就不缴税了。”

    “我发现一谈到这个问题你好像就像被电到了一样,十分敏感。”凯蒂叹道。

    “这是不可避免的。”林义龙答道,“当你受的教育和你经历的现实都几乎反着来的时候,你不可避免地会怀疑一切——正如那句格言:抱着最好的希望,却为最坏的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