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三章 各自特色(第1/1页)买宋
此外还用具体的情节来表现刘备的仁义性格，如“仁”辞荆州而备受困扰，“践义”伐吴而造成彝陵惨败。
以及智绝诸葛亮，“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世说新语》）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下知地理，上晓天文，而且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
才”与“德”矛盾而以“德”为先，使事业受阻；“生命”与“奉献”、“天命”与“人事”矛盾而选择后者，“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积劳成疾，“出师未捷身先死”。
还有义绝关羽，他身在曹营心在汉，“义”释曹操，认敌为友，贻误战机；傲视东吴，化友为敌，酿成失荆州、走麦城、被擒俘、遭杀戮悲剧。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三国演义》采用的是虚与实的结合，三分虚七分实，对历史时间巧妙剪裁布局，为塑造人物以传说补信史，或本末倒置、张冠李戴。
这其中有他得到了《左传》精髓的战争描写，因为《三国演义》还是以描写战争为主，全书共写了大大小小四十多次战役，都描绘得生动具体、惊心动魄，各有特色，充分表现出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对于战争的描写，其着眼点是通过战争反映不同人物的思想、性格、意志等等，算是很全面了，所以我们才说他是一部相当出色的。
而除了《三国演义》以外，水浒的故事也是广为流传，因为《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这在《宋史》中的《徽宗本纪》、《侯蒙传》、《张叔夜传》及其它一些史料都曾提及。
并且早从南宋起，宋江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这些民间传说、话本、戏剧为《水浒传》的成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因此《水浒传》的版本很多，大致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
简本文字简单粗糙，细节描写少，而繁本具体描写多，文字也多润色加工。
到了明末著名才子金圣叹将120回本砍为70回本，由于它保存了原书的精华部分，在文字上也作了修饰，且附有精彩评语，遂成为清300间最流行的本子。
至于《水浒传》的内容和思想的话，不用多说大家也都知道，因为都看过电视剧或电影，它描写的中心事件，就是官逼民反，以此着力歌颂了梁山英雄们的“全忠仗义”。
接受招安前，他们惩恶除暴、救困扶危；他们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争取招安；招安以后，又走上破辽国、征方腊的战场。
在作者看来，这些都是梁山英雄们全忠仗义的体现。
但可惜的是，梁山英雄最终的悲剧结局，又表现出了作者对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的极度不平与迷惘。
因此我们说《水浒传》是一首忠义悲歌，忠义观的形成及其复杂性。“忠”与“义”本是中国古代儒家伦理观念中的重要范畴，《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浓厚的“忠义”色彩。
耽搁，也融合了包括城市居民和江湖游民在内的广大百姓的愿望和意志。
包括宋江作为中的第一主角，同样是忠义的化身，正是由于他的仗义，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拥戴与信任。
同时，他又竭力倡导“忠”，即使上了梁山，仍然不忘“归顺朝廷”，最终导致了自己和众多英雄好汉的悲剧结局。
可见宋江这一形象，深刻揭示了“忠”与“义”这一对伦理信条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揭示了“全忠仗义”并不是拯救现实的良方。
至于《水浒传》的艺术成就的话，首先，塑造了个性化的人物形象：《水浒传》成功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形象。
它善于从人物身份、经历去描写人物性格；善于通过一系列故事情节来塑造人物性格，在类似事件的对比中显示出人物性格的显著不同，“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同时，《水浒传》的人物性格也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有发展的，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在塑造人物时，从类型化写法走向初步个性化写法。
像是它的情节连环勾锁、百川归海的叙事结构，并且《水浒传》的结构也很有特色，如前七十回，以聚义梁山为线索将一个个英雄人物串联起来，而七十一回之后，就以时间为顺序，写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征辽国、平方腊，将故事贯串始终。
前半部的列记体结构，使一些主要英雄人物的形象得以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同时它也是白话语体成熟的标志，以外《水浒传》的语言极具表现力，堪称古典白话中的一个典范。
作者娴熟运用白话来写景、叙事、传神，吸取民间说唱文学的成就，带有浓烈的民间文学色彩，生动泼辣，酣畅淋漓，而且还传奇性与现实性结合。
包括《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也颇具特色，算是开了一新篇章，怎么说呢，《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大致可以分成三类。
首先是上附天罡地煞之数的梁山三位“女英雄”，也就是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
其次是四个****，也就是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以及卢俊义的贾氏夫人。
最后还有一个贞节娘子，就是林冲的老婆林娘子。
当然，细究的话还有两个老太婆，一个是面目不太清楚的阎婆惜的母亲阎婆，一个是面目可憎的王婆。
这些女性形象大多没有自己的面目，女英雄呈现男性化特征，大多形貌峥嵘，刚猛凌厉，令人生畏。
如孙二娘绰号“母夜叉”：“眉横杀气，眼露凶光，辘轴般蠢坌腰肢，棒槌似粗莽手脚，厚铺着一层腻粉，遮掩顽皮；浓搽就两晕胭脂，直侵乱发。金钏牢笼魔女臂，红衫照映夜叉精”。劫杀过往商客，专卖人肉包子。
一个面目狰狞且张着血盆大口的罗刹女形象。顾大嫂：“眉粗眼大，胖面肥腰。插一头异样钗环，露两个时兴钏镯。有时怒起，提井栏便打老公头；忽地心焦，拿石锥敲翻在客腿。生来不会拈针线，弄棒持枪当女工。”
容貌美丽的女性则被丑化成**，男性死于其手：武大郎、西门庆；英雄因她们而获罪，如宋江、武松、杨雄、石秀，而一般的女性则比较模糊。
至于《水浒传》的影响的话，先要说明，要问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是有区别的，“英雄传奇”和“历史演义”一样，主要人物和题材都有一定的历史根据。
“英雄传奇”故事虚多于实，甚至主要出于虚构，“历史演义”则比较注重依傍史实；“英雄传奇”以塑造一个或多个英雄人物为重点，而“历史演义”着眼于全面描写一代兴废或几朝历史。
“英雄传奇”一般是由宋元话本的“说公案”、“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之类发展而来，而“历史演义”是由“讲史”话本演化而成。
《水浒传》作为英雄传奇的典范，对于诸如《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英烈传》等作品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水浒传》创造了英雄传奇美，不但对我国的英雄传奇的创作、对整个文化和国民精神起到了一定的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幷得到了高度的评价。
同时它还对农民起义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因为一批批义军将《水浒》作为造反起义的教科书，从中汲取力量，高举起武装斗争的大旗。
而除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外，明朝的另一大名著，就是《西游记》了。
《西游记》这本书的故事来源的话，很丰富，有辫机的《大唐西域记》纪实，以及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奘法师传》，还有五代《大唐三奘取经诗话》串联完整，和元杂剧、元末《西游记平话》雏形等。
此后经过作者的加工创造，使得它的篇幅增加，描写更加细腻，语言也更加雅驯，富有文学意味，同时主角也由唐僧变为了孙悟空。
因此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游记》的成书也以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
起因于唐代高僧玄奘到印度取经这一历史真实事件，由于玄奘取经的事迹本身具有的传奇色彩，他的故事在唐代就广泛流传开来，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传奇化、神话化。
所以我们才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杂剧《西游记》等，都为后来的长篇通俗《西游记》的成书打下了坚实基础。
至于《西游记》的作者的话，虽然大部分人可能都说是吴承恩，但需要说明，其实《西游记》的最后写定者迄今仍然没有确凿的定论，因为明刊本均无作者署名，而清初刊本始署名为丘处机，因丘处机作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以后的清刊本沿用此说。
但到了清中叶以后，吴玉搢等人根据《天启淮安府志》等材料认为《西游记》作者为吴承恩，所以我们现在才沿用此说，但十分真的一定，谁也不敢打包票。
而吴承恩的话，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他是明朝人，字汝忠，号射阳居士，淮安山阳（今江苏淮安）人，虽然文才很好，但屡试不第，一直到四十余岁才补了岁贡生。
此后除做过两年长兴县丞外，一直过着放浪诗酒的生活，著作只有《射阳先生存稿》4卷。
至于《西游记》的版本的话，有繁本，为百回本，而最早刻本是明万历20年（1592）金陵世德堂刻本，一共20卷。
此后清代刻本有汪象旭《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均补唐僧出身为第九回。
还有就是简本，这有两种，一是《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共69则，朱鼎臣编辑，万历间刻，有唐僧出身故事。
其次是《四游记》中杨志和的《西游记传》，共4卷41回，篇幅与朱本相近，无唐僧出身故事。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简本是繁本的删节本。
笼统的来说，《西游记》是一本寓有人生哲理的“游戏之作”，因为戏笔中存至理。
这是因为《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既不是直接地抒写现实的生活，又不类于史前的原始神话，在它神幻奇异的故事之中，诙谐滑稽的笔墨之外，蕴涵着某种深意和主旨。
对此，历来的评论家作过种种探讨，大致从认为“幻中有理”，到强调“幻中有趣”、“幻中有实”，有一个曲折的历程。
应该说，本身的确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支撑某一倾向的依据。
但就其最主要和最有特征性的精神来看，应该说还是在于“游戏中暗藏密谛”（李卓吾评本《西游记总批》），在神幻、诙谐之中蕴涵着哲理。
这个哲理就是被明代个性思潮冲击、改造过了的心学。
因而作家主观上想通过塑造孙悟空的艺术形象来宣扬“明心见性”，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
至于作者的人格理想的话，就是勇敢、坚毅、机智、忠诚、明识、傲岸、仁慈、自信。
而它的寓意和象征，先是神幻世界和奇幻美与诙谐性，如极幻与极真。
因为《西游记》在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以诡异的想象、极度的夸张，创造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境界。
其次是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这从《西游记》塑造人物形象的特色可以看出，是能做物性、神性与人性的统一。
又注意把人物放在日常生活，多色调、多角度地刻画他们的复杂性格，使人物形象有着较强的丰富性和立体感，体现了中国古代长篇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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