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六十三章 间谍的战争(第1/2页)买宋

    的确，在两宋时期，宋朝虽然在经济、文化上远远领先于周边民族，但在军事上却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毕竟相对于剽悍的游牧民族来说，骑马打仗是家常便饭，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而宋朝刚从五代的乱世泥沼中走出来，不想打仗，也打不过，所以显得很怂。

    因此作为弱势一方，为了在与强者的对抗中，不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除了加强自身的实力外，还必须详细地了解对方的一举一动，提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

    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有两点要求是必须做到的：一是主动进攻，获取对方情报；二是积极防御，保护自身机密不被窃取。

    所以皇城司的职掌明显的偏向于第二点要求，在刺探外国间谍的同时，严密监视与外界接触紧密的官员，防止本国机密从内部泄漏，招致政治、军事上的不利。

    从情报保护角度而言，皇城司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

    显而易见，宋朝有自己的中央间谍机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由于史料的稀少，其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状况已不得而知，甚至连其名称也已无法考证。

    我们现在能从史料中探寻到的也只是大概的知道对间谍的派遣和管理曾是南宋枢密院某一部门的职能之一。

    至于北宋的情况，由于史料的缺乏，作者菌不敢妄加推测，只能等待新的史料出来之后再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所以需要给大家说一下，到了南宋时期，主管间谍事务的中央机构是枢密院机速房。

    宋朝的枢密院简称“枢府”，“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中书省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

    其职掌是“掌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佐邦治”，为总理全国军务的最高机构。

    宋初，枢密院分为四房：兵房、吏房、户房、礼房。

    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官制改革，划分为十房，后又增加二房，变为十二房。

    到了北宋末、南宋初，因宋金战争的需要，枢密院机务繁冗，机构也随之扩大，由十二房猛增为二十五房，并且机速房第一次被单独列出，成为一个新建的部门。

    机速房的前身为御营司。御营司全称为御营使司，是南宋初年所组建的临时性机构。

    宋高宗即位初期，政权不稳，整个南宋小朝廷时时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

    为了避免重蹈北宋覆辙，站稳脚跟，宋高宗迫切需要一套高效快捷的军事指挥系统来有效的统领手中的军队抵御金军的进攻。

    此时，北宋原先所建立的二府——三衙统兵体制已随着北宋王朝的覆灭而灰飞烟灭，在战火中建立起来的南宋朝廷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恢复祖宗旧制，于是宋高宗摒弃了旧有二府——三衙统兵体制，“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并“以宰相为之使，仍以执政官兼副使”。

    这样，宰相集政权、军权于一身，既避免了中书省与三衙之间无谓的冲突，又可以根据所收到的军情迅速地做出决策，适应了南宋建国之初的国情。

    御营司在建炎年间（1127-1130年）曾权重一时，它集统军权、指挥权于一身，负责全国的军政，掌管着全国的主要兵力，并侵占了枢密院与三衙的部分职能，史称御营司“专兵权，枢密院几无所预”。

    但御营司毕竟是在仓促之间建立的，体制并不完善，无法长期担以重任，故建炎四年（1130年）“罢御营使司倂归枢密院为机速房”，“以兵权付之密院，而以宰相兼知”。

    机速房在整个南宋期间共存在于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宋高宗建炎四年到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第二时期是在宋宁宗开禧年间（1206-1207年）；第三时期为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至南宋灭亡。

    每一时期的机速房都诞生于战火之中，并随着战争的平息而退出历史舞台。

    机速房建立之初，宋金关系十分紧张，从建炎四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双方连接大战，例如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顺昌之战、郾城大战这些宋金之间著名的战役均发生于这一时期，正如时人所说，当时“国家之急，莫过于军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继承了御营司职掌的机速房因为战争的需要而拥有了极大的权力“密院边防兵机等事，并机速房掌行”，其地位与作用与枢密院其他诸房不可同日而语。

    机速房的事务由宰相直接负责，其下设有属官四人。

    “建炎四年，罢御营使司”，成立机速房，“随司减罢属官，置干办官四员”，后宋高宗改干办官为计议官。

    由于机速房的主要职责是“昼夜专一行遣边防军机文字，利害至重”。

    因此，朝廷给与了计议官特别优待“枢密院干办官，除扈从赏外，更转一官，减二年磨勘”。

    此处的“枢密院干办官”即计议官，计议官于绍兴十一年被朝廷减罢。

    关于机速房的职掌，《宋会要》中有如下记载：

    “机速房掌行事务：边防急速运事，调发军马移屯非措置控扼去处；遣发间探人并回推恩探报事宜；诸处申解到归正人并申解到奸细；北界关牒；禁止北贩客船合归刑房；逐年募发海船防托合归兵房，候有调发移入机速房；非次差出官兵，干办边事。”

    如上所述，机速房的主要职能有：处理边防军机事务；调发军队；派遣间谍并进行管理；审问并处理从北边投奔南宋的人和抓获的奸细；与刑房一起管理对外贸易；与兵房一起管理海船的募发和海防事务，涉及到海船的调遣则由机速房单独处理；根据需要派遣专门人员处理边防事务。

    机速房是建立在战争需要的基础上的，因此，当战争结束时，机速房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用而被闲置，并面临着被罢黜的命运，但当战乱又起时，朝廷则会恢复机速房的建制。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朝廷以“祖宗旧制枢密院即无机速房”为由将机速房“合行减罢，所掌职事依旧本院诸房以科目掌行”，正式取消了机速房。

    可惜好景不长，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九月，金海陵王南侵，与南宋开始了正面冲突；十月，宋高宗为抵制进兵南下“复置机速房”，称为“三省枢密院机速房”。

    这一时期的机速房仍然负责处理边防兵机等事，地位之显赫不减当年，“每朝，二府先共呈机速房事。

    即毕，宰相兼枢密使自与其贰呈西府文书”，“枢密院之权反夺于机速房”。

    到了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和议达成之后，双方关系一直比较和缓，机速房再一次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乾道八年（1172年）机速房被撤销，其职事中“凡钱粮事归三省，边防、兵政归密院焉”。

    高宗朝与孝宗朝的机速房因间隔时间短，职能相似，故可以看作是同一时期。

    宋宁宗开禧年间（1206-1207年），韩侂胄为建立盖世之功准备进行北伐，为此他“置机速房於私第，应御前金字牌悉留家中”，以机速房作为自己施政发令之所。

    在北伐失败后，机速房也随之被撤销。

    咸淳九年（1273年）襄阳城的陷落震惊了南宋朝野，权相贾似道假装“请亲行边”督战，宋度宗为留住贾似道“旋降御笔别置机速房，亦建督于京之意”。

    这次开设机速房的目是为了革除“枢密院漏泄兵事，稽违边报之弊”，“专行密院急切之事。且大开言路，以集众思”。

    周密在《葵辛杂识》中详细的记载了这一时期机速房的职掌和编制：机速房主掌“急切边事”，拥有“先行后奏”的权力，“凡有上书献书关涉边事者”也要先“送本房面问”。

    机速房的经费来源于封樁库，“封樁库内支第一料金五百两，银一万两，关子银五万两，十八界会子二十万”用于机速房日常开支；其编制有“辟属官二员，右司许自，检详家铉翁，制领十员，使臣九十员”。

    另外机速房还有办公人员“提点文字沈因、张梦龙、徐良弼、沈大发，书写文字王景阳、张汝楫、吴桂芳，监印陈柯、汪云、郑大渊”。

    机速房虽位高权重，但实际上，这一时期的机速房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时人对其的评价是“一筹不画，坐致危亡”。

    最后，机速房随着南宋的灭亡而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机速房前后共出现了三次，但实际上发挥作用了的仅在第一时期。

    根据《宋会要》的记载，南宋前期的机速房具有“遣发间探人并回推恩探报事宜”的职能，那它就应该是枢密院中负责处理间谍事务的特别部门。

    由于历来间谍的使用与派遣都是一件非常机密的事情，史书上很难见到确切的记载，机速房是如何进行这项工作的，我们已无法考证，可以肯定的是机速房的这项职能并非凭空出现。

    机速房负责处理间谍事务的职能应该继承于御营司。

    虽然御营司的职责根据史料记载是“总齐军中之政”，并无说明御营司有管理间谍事务的职能，但在御营司下有御营使司激赏库“专充军书警奏间探之用”。

    即此库经费专供颁降军中文书、烽火急奏及派遣间谍之用。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时中央的间谍事务应是由御营司全面负责的，当御营司被撤销之后，这项职责便由机速房所继承。

    机速房被取消后“凡钱粮事归三省，边防、兵政归密院焉”，枢密院收回了原有权力。

    机速房被废期间，所有职能由枢密院重新划分，因此枢密院应该有某一部门接管了机速房原有的处理间谍事务的工作，但由于间谍机构所肩负的特殊使命，使得他们习惯于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于历史的背后，这就给后世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困难。

    枢密院究竟是哪一部门负责此项事务？如何运作？

    这些问题我们已无法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宋朝的间谍活动是一项由政府指使的有组织、有目的的特殊活动。

    此外宋朝与周边政权的较量主要在各沿边地区，这里不仅是正面战争的第一线，同时也是双方间谍战的第一战场。

    无论哪一方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募谍、用谍，在千里边境线上斗谋较智，试图获取对方的第一手情报，做到“知己知彼”，在对峙中占据主动地位。

    宋朝边防间谍的组织与派遣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边臣个人根据需要招募、派遣间谍；二是由沿边各州军及安抚司招募、派遣间谍。

    这里面包括边臣个人的间谍行为，因为宋朝的沿边城市由于与敌国接壤，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一旦战争开始便首当其冲；烟燧不起之日，这些城市就是对外交流的前站。

    故历代皇帝都对这些城市守臣的选派和任命持谨慎态度，所选任的大都是强勇干练之臣。

    这些守臣的举动往往有着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作用，因而他们更加重视敌方情报的搜集工作，其目的在于洞悉敌情，以便根据敌方的动向制定相应的策略，恰当地处理双方关系。

    北宋初年，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负责间谍事务的组织机构，间谍的招募与选派全部是由守边将领负责。

    北宋国主宋太祖不仅是一位开国帝王，也是一名用间高手，在北宋统一的道路中曾多次利用间谍为宋军开路，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963年，宋太祖欲征荆南，于是派遣内酒坊副使卢怀忠以使臣的身份为掩护，前往荆南刺探情报，并指定了需要探知的具体内容为“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

    卢怀忠带回了“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东距健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的重要情报，为宋太祖平定荆南解除了顾虑。

    964年，宋太祖伐蜀前，事先策反了蜀国间谍孙遇、赵彦韬和杨蠲三人，不仅获得了蜀国主写给北汉主的蜡丸书，为向蜀国开战找到了借口，还让三人“使指陈山川形势，戌守处所、道里远近，画以为图”，获取了蜀国全部的战略情报，结果是王全斌毫无悬念地拿下了蜀国。

    972年，南唐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素有威名，宋太祖深忌其人，便贿赂林仁肇的侍者偷了他的画像，单独挂在一室里，“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让南唐主以为林仁肇投靠了宋朝，“国主不知其间，鸠杀仁肇”。

    这样，宋太祖只是略施小计，便让南唐主诛杀一忠臣，自毁长城。

    因此，宋太祖对于间谍的作用和间谍活动的影响有着深刻的认识，自北宋建国始，就选派得力的将领镇守边防，并给予他们极大的经济自主权专门用于招募间谍，刺探敌情。

    “太祖命李汉超镇关南，马仁瑀守瀛州、韩令坤镇常山，贺惟忠守易州，何继筠领棣州，郭进控西山，武守琪守晋阳，李谦溥守隰州，李继筠镇昭义，赵赞领延州，姚内斌守庆州，董遵诲屯环州，王彦昇守原州、冯继业镇灵武，管榷之利，悉输军中，仍听贸易而免其征税。召募勇士以为牙爪。故边臣富于财，得以养死力为间谍，蕃夷情状，无不预知者”。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北宋“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使得宋朝百姓免去了战乱之苦。

    这都是因为宋太祖“善用将帅，精于觇候之所致也”。

    此后，守边诸臣都十分重视间谍活动，并善于利用间谍来搜集对方情报，或离间对方君臣关系，或散布假消息，以达到预期的结果。

    宋太宗时期，何承矩守雄州，鉴于“边鄙之人，多负壮勇，识外邦之情伪，知山川之形胜”，因而他“推诚御众，同其甘苦”，雄州百姓皆乐为其用，“边民有告机事者，屏左右与之款接，无所猜忌，故契丹动息皆能前知。”

    李允则知雄州18年，“契丹中机密事，动息皆知之”，“契丹不敢南牧，朝廷无北顾之忧”。

    宋真宗时期，边将曹玮“善用间，周知虏动静”。

    韩琦、庞籍知定州时，皆善于拊循当地土著居民，使其成为自己的爪牙耳目。

    庆历中，閤门使张亢知高阳关，“每遣谍者，厚以金帛，无所吝惜”，以虏主身边的宠姬为内间，“自是虏中动静必告”，“时边城多警，每一挂搭，所费甚厚，惟高阳独否”。

    西夏未臣服于宋时，有野利刚浪凌、遇乞兄弟为西夏贵人，有材谋，号为大王，深为元昊所重用，边臣欲以谋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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