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67 说服吴襄】(第1/3页)明鹿鼎记
吴襄是老谋深算的人，看众人狂热的附和，所有人都热烈赞成吴三辅当这个蓟辽商会的会长，知道大势已定，自己再干涉阻挠，反而给人很假的感觉，遂不再多说什么。
吴三辅倒是仍然很谦虚的模样，咧嘴直笑，“不成的，感谢诸位啊，同窗好友们，还有世家的兄弟们，叔伯大爷们，你们看我像当啥会长的人嘛？我每天不睡到正午，根本起不来，啥事要都指望我，那这商会估计一天就得倒闭。”
吴三辅的话惹得众人哈哈大笑，气氛更加轻松。
不过，吴三辅越是这般推辞的，大家却越是铁了心的要推他上台。
这就是地道的中国组织哲学，老大不用很厉害，但是人缘必须得好，必须是那种与所有人都谈得来，宽和的人才能当老大。做事的话，都交给老二老三，这两个位置需要有能力，而且，最好这两个位置的人还不和，经常需要老大从中协调关系，类似的三驾马车，便是最稳定高效的了。
这叫制衡之道。
制衡之道固然有优点，缺点也很明显，很多时候，大家怕出错，都不干活，比赛摆烂，反正不出错便是好事。
尤其是公职机关，都是人浮于事。
如果想制衡，就让他们分成两派。因为他们斗来斗去，自己才会安全。很多政治家都会把自己的手下分成两派，互相牵制。
如果想制造混乱，就要使用均势的办法，让其内斗，只有不断地内斗，搅乱浑水，这才能够有机会，以患为利。
先消除混乱，就要剪除平均实力，让他们没有野心，即使有野心也没有支持野心的存在的势力。不要只扶植对抗一派势力，这对让自己成为斗争对象，要扶植两派。才会稳定。
“势均则斗”但凡强弱一定，或是格局分明，大家也就不需要斗了。
这都是资治通鉴，被很多官场之人奉为宝典的想法。
但是要让内部对立的两帮人马形成均势，达到势均力敌，谁也奈何不了对方的态势，这需要老大有很高超的手腕，很难做到的。能做到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超级伟人。
这方面韦宝很佩服满人，元清两朝同样是外族统治，可是为什么清朝却比元朝统治的时间长久呢？
满人汉化和蒙古人不汉化是一方面原因，统治比自己庞大的民族只能跟他们自己的上层结盟。
英国治理殖民地也没有靠当地化，而是拉拢一派制衡另一派，拉拢优待贵族压迫百姓，充分利用当地贵族。
最主要原因是蒙古人没有跟汉族地主士绅和读书人等结盟，重用色目人和底层汉人，大大削减了这些地方上有势力有影响力汉人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当发生民乱时这些地主士绅读书人等立马加入起义军反抗蒙古人。蒙古人没有按汉族习俗执政导致对百姓的控制效率下降。有些地区的蒙古或者色目统治者没有尊敬当地习俗，经常引起民变。
没有中央集权过分的放权自治，导致地方势力庞大，发生民乱后纷纷自立为王或者拒绝服从命令去镇压而观望。
满族人刚好相反，入住中原后高官爵位厚禄安抚前朝军人官员，没有动摇地主士绅的地位和利益，所以这些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立马拥护满族皇帝。
通过恢复科举，继续保留儒家思想的统治定位，给读书人种种特权和荣誉拉拢读书人，使其为自己效忠。
用拉拢来的汉人势力消灭抵抗者，等坐稳江山后慢慢的逐渐的用满人和自己信得过汉人取代他们，排除了隐患。
满人没有放权反而加强集权，通过满汉两派互斗皇帝做裁判员的方式，用汉族大臣制衡满族大臣，用满族大臣制衡汉族大臣，确保皇权的绝对威望，两派相互制衡不会出现那一派做大到威胁皇权。
所以清朝时发生民乱不仅满人拿命效忠皇帝镇压，汉人地主士绅等利益集团也会坚决的拥护满族皇帝。
满族的主动快速汉化也使得满人统治者更能了解汉地的游戏规则，按着汉人的套路出牌。
均势下，要么你自废武功，寻求自保，要么奋发进取，灭掉对手，没有第三条路。不存在，自己又有实力，又安全的这个状态。
这是权谋家对势力判断的时候要切记的。
其实除了‘末代皇帝’崇祯大帝，大明以上几乎每个皇帝都擅长这种制衡之道，崇祯这个愣头青，最大的问题，便是容易刚愎自用，意气用事，想罢免罢免，想杀就杀，还性格偏激，对人的爱恨都很狂热，不爱保留。
这种性格当个偶像明星走娱乐圈还行，当皇帝这么任性，肯定是不行的。
别说当皇帝，性格太刚愎自用的人，可能当个小吏都不行，因为同僚们无法与之相处愉快。
情愿像木匠皇帝一样成天玩乐，大明再玩个半个世纪一个世纪的都很正常，说不定崇祯再能多玩几年，拖过了小冰河纪，即便整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依然腐败腐朽，无可药救，但总归能再拖好些年了，拖个百年，二百年，一直拖到八国联军打过来，又有谁能说得准？
说不定，再拖下去，大明的资本主义萌芽真的自己开花结果了，资产阶级真的发展起来了，国家发生剧变，不是八国联军打大明，而是大明在十七十八世纪就能提前吊打全世界，又有谁说得清？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韦宝觉得，历代封建王朝维护统治的关键政策都是如何抑制土地兼并，抑制的好就活的长，抑制的不好就活的断。
蒙元完全无视先代经验，对土地兼并采取放弃治疗的态度，就活的短。
明代虽然也采取了一定抑制手段，但是对宗室没有限制，宗室占田是主流，其次中叶以后对官僚也越来越缺乏管束，所以到明末就毁于流民。
清代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明代教训，所以对宗室占田管的很严，又采取摊丁入亩、永不加赋、火耗归公、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条很可惜被乾隆废了，要不清朝活的可能还更久一点，乾隆前面废了这条，后面嘉庆就遇到白莲教大起义）等手段，所以限制土地兼并方面好于明代，更胜于元代，所以延续了很长时间。
但按照传统规律，满清就是扛过白莲教，也难抗过太平天国。这时候近代列强入侵，换了玩法，又靠洋务运动续命几十年才完。
但是流民问题越来越严重始终无解，解决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在韦宝看来，这是所有王朝末世的死结。
帝王之术的一个要点就是帝王的眼里没有好人与坏人，忠臣与奸臣，只有能用的人和不能用的人。现在能够用就用，将来不能用就要扔，不能在乎这个人是好是坏，这是帝王和普通人的差异。
实际操作中就是权利的平衡。一个皇帝他有必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集于一身的权利要么不分出去，自己一人把握，那么价值就是一个人决定全部事，他有必要处理帝国大大小小的全部工作，他早晚会活活累死。
这类皇帝的典型代表就是秦始皇，朱元璋，朱棣，雍正，这些人权利慾望极重，也极端勤政。还有一类也就是绝大多数皇帝是不想累死也不想管太多杂事的，那么他们有必要把皇权分出去，分给他人替他们干事。给宰相，给外戚，给大臣，给宦官。一个不想累死的皇帝有必要适宜的把权利分给这几部分人，最好的状况就是各个实力平衡，皇帝来判决。哪一方实力过大，皇帝就要扶持对立力气制衡。
宰相权大了，皇帝就要扶持宦官或许外戚来制约。如果皇帝不想累死，就要把权利搬运给他人。
平衡最重要，不能让一方独大，需求制约某一方的时分，往往用品德坏但杀伤力强的人去制衡，比方宦官抵挡文臣最拿手。
皇帝不是不知道宦官的害处，但他需求宦官让滔滔不绝的大臣闭嘴。
这套帝王平衡术一旦玩脱了，轻则被架空，重则丧命。
关于帝王术的运用，韦宝在现代的时候爱看《大明王朝1566》，这部电视剧对嘉靖皇帝帝王术的描绘非常出彩。
人家嘉靖皇帝深居简出，成天忙着炼丹，帝国也好好的，在韦宝看来，至少比明朝大多数皇帝的帝国时代强。
堪称对时间安排最科学，性价比最高的皇帝，当然，嘉靖皇帝决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就是了。皇帝若有职称的话，韦宝会给他安个超级职称！超级工程师。可再厉害的天赋，也架不住几乎不作为。
见吴三辅蓟辽商会会长的位置算是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吴襄也不反对了，那将来的话，这个商会的规模壮大，是能想见的事情了，韦宝也很高兴。
韦宝接下来又向吴襄和杨麒系统阐述了他想开发一片石，建立以抚宁卫、一片石城和不老亭为主体的三角形式的一个辽西新中心商圈的理念。
其实主要是向吴襄介绍，这种事情，杨麒这种流水官员是无所谓的。
“想法很好，但有些书生意气。”吴襄听完韦宝的阐述之后，立马否决了，“若辽西真的像韦公子所说的，弄得像江南一般。一方面北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限制了，不太可能。人口也没有那么多。另外辽西辽东真的有钱了，朝廷还会每年拿那么多银子补贴我们边军吗？朝廷不会害怕边军失去制衡吗？还有建奴时常来犯，哪里会给我们踏踏实实做生意的空间？”
“这是老问题了，你们连跑到辽东去屯田都不怕，还担心辽西会被建奴打过来？建奴要真有本事拿下山海关，那岂不整个辽东都被建奴拿下了？”韦宝笑道。他现在已经能以一个很平等的方式与吴襄交谈了：“至于气候和地理环境，我不觉得北方有多差，事在人为，至少比现在做的好一些，有何不可？朝廷也不会因为辽西辽东的经济发展了一点，便不再提供军饷粮饷了吧？”
“人言可畏，你还太嫩，没看见各个世家大户都很低调吗？有点银子也是藏着掖着，谁像你成天这么高调？”吴襄調笑的看着韦宝。
吴雪霞和吴三辅见父亲与韦宝能这样对话，都很欣慰，看得出，吴襄已经将韦宝当成半个自己人了。
吴襄之所以对韦宝的态度转变这么快，主要看出韦宝提出的蓟辽商会，以及将吴三辅扶持上蓟辽商会会长的事情，他韦宝个人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好处都在吴家身上。
在吴襄看来，吴三辅当蓟辽商会的会长，与他自己当这个会长，没有任何区别，甚至更好，自己的儿子挂牌子，他居幕后指挥，比过去他事事亲自牵头，肯定是要强得多的。只是以前没有想过，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凝聚那么多人脉罢了。
却没有想到这件事，被韦宝帮助他做成了。
“每家出一万两银子，先到先得。一万两银子对于大户来说，对每家都不算什么事情，这就看他们自己啰，我觉得顺其自然便可。”韦宝对吴襄笑道。
吴襄听韦宝这么说，觉得也是这么个道理，一万两银子的事情，的确对哪家大户来说都不算伤经断骨的大事，大家输给韦宝多少银子啊？每家至少五万两，相比较下来，这个一万两银子还叫银子吗？
所以，在韦宝的说服下，吴襄对于韦宝提出的这个抚宁卫-一片石城-韦家庄外不老亭三角形的辽西新中心商圈的概念，也没有什么意见了，由着年轻人自己弄吧。反正最大的受益者是他吴家和一大帮辽西世家大户，韦家庄能从中得到的利益有限，仅仅只是方便韦家庄与外界进行贸易而已。
大明这个时期的贸易还是比较宽松的环境，整体局势也比较平稳。
韦宝不得不说，魏公公的‘执政’还算是比较高效的，至少，现在的大明，整体形势不错。
随着城市交通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和手工业的发达，在全国已形成庞大的商业网络。当时的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西安是西北重镇，南北大运河沿岸，出现了清江浦、济宁州、临清州、天津卫、河西务等一大批新兴商业城市；在古老城市之间及周围，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中小城市。
民间贸易活动定期进行。州县一级的集事，每月有五六个；乡镇每月有二三个；府城则每日一集；有的地方有药王庙会；淮河以北秦晋以东，各方商贾运送物品，入城为市。在当时对外贸易上，分“朝贡贸易”和私商贸易两种。东南沿海的“海商大贾”和“海湖大姓”的海外走私也很活跃；“漳闽之人，与番舶夷商贸贩方物，往来络绎于海上”。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
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
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
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
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十二成左右。
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
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海外贸易的需求日益强烈。明朝中期，有关禁海、开海的斗争由地方达到中央，私人海外贸易与倭寇合流，成为影响沿海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情况为前所未有。隆庆年间开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国商品以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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